二

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其1992年的著作《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之人》的一段中写道：“实际上，与洛克自由主义的表达是同时代的，这是对由此产生的社会以及该社会的典型产物资产阶级的持续忧虑。这种忧虑最终可以追溯到一个道德事实，那就是资产阶级主要关心的是自己的物质福利，既不热心公益，也不讲道德，也不献身于他或她周围更大的社会。简而言之，资产阶级是自私的。”

这是1989年颇具争议的论文《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 作者提出的奇怪观点。这本著作最著名的论断是，苏维埃帝国（the Soviet empire）及其共产主义制度即将崩溃，标志着自由民主最终战胜了所有可能的替代政府制度。然而，即使在该论文最初的阐述中，也有一些线索表明，福山并没有完全赞同他所声称的人类文明所产生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他特别指出了“对自由消费主义社会的客观性和精神空虚性的普遍不满”，这暗示着他“自由主义核心的空虚”。

福山还将科耶夫对战后欧洲国家的判断概括为“恰恰是那些软弱、繁荣、自满、内向、意志薄弱的国家，它们最宏伟的计划无非是建立共同市场。”科耶夫是福山所提出的历史终结论的真正创始人，或者更确切地说，他是 G. W. F.黑格尔的一位独特解释者。

黑格尔断言，这位哲学家认为拿破仑在1806年耶拿战役中击败普鲁士军队的那一刻，正是历史终结的时刻。科耶夫认为，那一刻标志着法国大革命原则对欧洲皇室反动势力的永久胜利。然而，正如沙迪亚·德鲁里所澄清的那样，科耶夫是通过扭曲的尼采视角来解读黑格尔复杂的哲学思想的。

黑格尔提出了一种出现于文明开端的主人与奴隶的关系（a Master-Slave relationship），并将历史的核心动力定义为双方对人性的共同“对认可（recognition）的寻求”。奴隶没有得到他想要的认可，因为他的地位低下；主人没有得到他想要的认可，因为来自下位者的认可毫无意义；只有当他们平等地认可彼此时，他们才能得到所渴望的认可。

科耶夫对黑格尔的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刻的解读，他将法国大革命解读为奴隶阶级对其主人必然的暴力胜利。和尼采一样，他也谴责奴隶阶级的胜利是原始社会基本动物性的倒退；在原始社会里，人们只关心自己的物质需要，而不关心贵族秩序的更高理想。

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之人》一书中对资产阶级秩序的冷嘲热讽显然源于尼采的世界观；尼采对资产阶级的嘲讽——“没有胸膛的人”——在标题“最后之人”的基础上增加了这个词，暴露了这场文字游戏。然而，福山在书中使用的许多术语——如“热心公益”、“善良”和“更大的社区”——无疑类似于公民共和主义的词汇。

但在随后的一本书《政治秩序的起源》(The Origin of Political Order)中，他驳斥了古典共和主义作为替代方案的可行性，理由是“它的规模不够大“。他解释说，随着古希腊和古罗马共和国规模的扩大，“不可能继续维持将其绑定在一起的苛刻的社群主义价值观了。”

这一判断是非常明智的，但福山在他的新书《身份》中发现，共和伦理作为一种加强自由主义抵御身份政治带来的冲击的手段，具有重要的价值。在国外，民族国家主义已经让以前的民主国家完全反对自由民主，而被美国向多民族社会的快速发展所疯狂的绝大多数美国右翼白人似乎也想在国内实现同样的壮举。

同时，他推测，美国左翼认为多样性本身就可以被视为一种国家认同。但福山认为，美国的民族身份必须是建立在对自由和民主政治价值观的坚定信念基础上。他还认为，仅仅分享一个信念，是不足以完全维持一个民主秩序的：实现这一目标，需要积极参与的公民，正如公民共和主义所要求的。为此，他建议为所有美国年轻人提供国家服务，这是全美国公民共和党人衷心赞同的观点。

弗朗西斯·福山的研究著作《身份：对尊严的需求和怨恨的政治》（图片来源：谷歌图片）

“国民服务（National service），”他写道，“将是一种当代形式的古典共和主义，一种鼓励美德和公共精神而不是让公民独自追求私人生活的民主形式。”或者说，为了迎接历史终结所带来的挑战，我们需要重振历史上的公民共和主义信条。

（本文原载“法意读书”微信公众号，观察者网获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