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

在6月2日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特别指出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并将其作为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第一个。自2019年1月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继承和发展”这一命题后，4年多来相关的理论研究不断出现，形成了新的思潮。以本次座谈会为标志，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又达到了一个新高度，除了连续性之外，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等也作为突出特性提了出来。正是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与中华文明相关的话题在海内外迅速升温，不断有人提出问题，也不断有人尝试给出理论解释。

上个月25日，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文扬，通过视频的方式针对美国投资家和金融评论员吉姆·罗杰斯在去年底某次论坛上的公开提问进行了一个较为系统的回答。基于他在2019年和2021年先后出版的《天下中华——广土巨族与定居文明》和《文明的逻辑——中西文明的博弈与未来》两本专著中的研究成果，文扬老师从理论上解释了“为什么众多文明古国都消亡了，唯独中华古国在崩溃之后能够数次崛起”这一长期以来令人迷惑的问题。该视频的英文版本在网上播出后，引起了广泛关注，10天之内已有860多条评论，很多读者在评论区进行了非常理论化的讨论。观察者网节选其中部分跟评附在正文之后，供读者参考。

本文为系列视频讲座第一集。

文扬：

美国投资家和金融评论员罗杰斯曾经说过，在世界历史上，中国是唯一一个经历过三四次崩溃后，仍然能够再次崛起的国家。

罗杰斯先生是在一个漫长的、跨越六个千年的文明时间尺度上提出问题的。他提到了古埃及文明、罗马帝国和大英帝国。因此，我们最好也从世界历史总的轮廓上开始讨论。

至迟到公元前4千纪，位于尼罗河畔的埃及文明和美索不达米亚河谷的苏美尔文明都达到了辉煌的顶峰，大约在同一时期，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文明也已非常发达。尽管这些文明似乎是独立发展的，但它们的生命周期实际上遵循了相似的模式：在外部蛮族入侵者的持续打击下，一个接一个先后从辉煌的顶端走向衰落，此后就再也没有复兴。

为什么那些伟大的古代文明都先后消亡了，没能再次崛起？

假设有一个不朽的太空人从外太空俯瞰整个东地中海地区，他会注意到那个时期的大多数人类群体，都是不断迁徙、追随食物来源的采猎者，过着居无定所的游居生活。在他的鸟瞰下，已经发展为复杂定居社会的古埃及、古苏美尔和米诺斯文明，属于几个零星的异类。

古埃及人发明的太阳历和阴历，古苏美尔人建造的大型城市和良好的灌溉系统，以及古克里特岛人建造的宏伟宫殿和道路网，都是长期定居的典型标志。但是，这些定居文明是如此孤立和脆弱，就像汪洋大海中的零星岛屿，随时面临着类似于汹涌波涛的危险：游居民族的入侵。

正如英国知名历史学家H.G.Wells所说的那样：两种生活方式是对立的。游居民族和定居民族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游居民族对定居民族来说是强硬的野蛮人，而定居民族对游居民族来说是软弱的、阴柔的、非常好的掠夺对象。沿着文明发展的边缘，在强硬的游居部落和山地部落与城镇和村庄中数量较多但却不太善战的居民之间，一定持续发生着袭击和冲突。

公元前2278年至2154年间，古特人的大军入侵了阿卡德帝国，结束了一个现有的文明，却没有在其领土上建立另一个文明。公元前1790年至1560年期间，赫梯人在小亚细亚建立了一个帝国，早期巴比伦帝国失去了其在南部和东部的大部分财产。古苏美尔的古代权力中心就此大多被摧毁，处于荒废状态。

公元前1782年至1630年间，流浪的西闪族人夺取了埃及的王位，并结束了埃及的中王朝。在公元前1400年和1200年之间，克诺索斯的宫殿被摧毁，被遗弃，再也没有重新建造起来。最后，在公元前1177年左右的某个时候，被称为“海上民族”的最凶残的战士从海上的基地出发，毁灭了既有的东地中海文明世界并开始了一个新的黑暗时代。随着他们的大迁徙，古埃及的衰落也随之而来。埃及的碑文中写道：他们乘着战船从海上来，没有人能够抵挡他们。抵抗是徒劳的，宫殿被烧毁，城市成为废墟。

衰落的古埃及文明。图源：Getty

这就是东地中海的早期历史，一部游居民族的胜利史，针对定居民族的蹂躏性征服接连不断。但人们不妨假设一下：如果定居民族赢了呢？

如果定居社会越过了某个“临界点”，他们不仅拥有了更多的人口和更大的土地，而且变得组织良好、装备精良、教育和训练有素，从而强大到不仅可以保卫自己的家园，还可以反击游居民族的大本营，那么主要的历史叙事就会非常不同。

现在，如果那位不朽的“太空人”将眼光移向欧亚大陆的东端，他将看到在同一历史时期，与东地中海地区发生的情况相反，中国的故事不是游居者的胜利史，而是定居者的胜利史，古代中国人通过与周边游居民族的同化和融合，推动了定居文明的不断扩张。

人们看到，中东和东亚从此走出了两条不同的历史演化之路。

在中东，游居民族征服了全部定居的民间社会，然后在原有文明的废墟上重建了一个新的社会，同时保留了游居民族的传统。在东亚，定居民族通过对游居统治者的不断抵抗和反征服，最终将整个定居社会扩展到更大的地域，虽然也会不时被强大的游居民族统治，但新社会在本质上仍然保留着定居文明传统。

罗杰斯先生还问道，为什么罗马帝国和大英帝国都只在某一个历史时期内成为第一，在衰落之后再也没有恢复过来？事实上，7-10世纪的阿拉伯帝国、13-14世纪的蒙古帝国、16-19世纪的奥斯曼帝国也都是如此，它们在崩溃后从未复活。

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帝国无一例外都是游居民族主导的帝国，他们的统治者要么来自骑马民族，要么来自骆驼民族，要么来自航海民族，虽然这些游居民族统治者也从定居的被征服者那里学到了许多典章制度和高雅的艺术，并逐渐成为文明的一部分，但他们仍然都遵循同样的兴衰模式：在征服战争中达到鼎盛，并在被征服的土地上定居下来，最终在新的海外冒险失败和/或内部民族同化和文化融合的失败后迅速分崩离析。

以罗马帝国为例。摧毁了古代东地中海文明的野蛮人部落，事实上也正是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创造者。在亚历山大帝国建立之前，来自高卢的凯尔特野蛮人即进入了罗马，100年后罗马统一了意大利半岛，200年后地中海成为罗马帝国的内湖。

在这种情况下，新的文明不仅占领了旧文明的所有定居地，而且构成了更大、更复杂的定居社会结构，再想恢复古巴比伦、古波斯和古希腊的旧文明已经完全不可能。但是，当罗马帝国对外没有了新的定居社会可以征服，同时内部的腐败也日益加剧时，它的转折点就来到了。当它的北部边界被更强大、更凶猛的日耳曼野蛮人入侵时，它的衰落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大英帝国的兴衰也遵循同样的模式。来自不列颠岛上的海盗民族在掌握了先进的航海和武器装备后，先后征服了不同大陆上众多的定居社会，建立了一个“日不落”的庞大帝国。然而，当再也没有新的定居社会可以征服，同时更强大的竞争者出现时，它也同样无法逃脱历史上其他游居民族帝国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