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国古代社会主义思想

通过前面的系列分类——在定居文明中，区分出“天下”型定居文明、非“天下”型定居文明和分散狭小的定居文明；在非定居文明中，区别出游牧文明、游商文明、游盗文明；中华文明的真实身份和地位可以清楚地凸显出来。

首先，只有中华文明是“天下”型定居文明，所以，源自这个文明的中华古代哲学思想、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军事思想等，本质上都只是关于这个文明的，而不是关于其他文明的，尤其不是关于游牧、游商、游盗这些非定居、半野蛮文明的。这也就是孟子“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的含义。

《周易》：“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礼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公羊传》：“王者欲一乎天下”；《论语》“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道德经》“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孟子》：“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管子》：“以天下之财，利天下之人”；《韩非子》：“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无论是儒家、道家、法家还是什么家，都是以“天下”而不是一国为考虑范围的，而且也只能在“天下”型定居文明中产生。

这个区别很大，正如约瑟夫·列文森所观察到的：“早期的‘国’是一个权力体，与此相比较，天下则是一个价值体。”（《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

这是否意味着，只要是关于“天下”，关于大型定居文明，关于人类社会整体价值的思想，必然就是带有社会主义主张的思想呢？而关于个人，关于某个阶级，关于一国权力的，也就必然是带有资本主义主张的思想呢？

实际上，老子的“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就已经将两者的关系讲清楚了。而孔子的“为富不仁”、管子的“私者，乱天下也”，就是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天下为公”、“以天下之财，利天下之人”也就是社会主义主张。归根结底，中国古代诸子百家的社会主义思想，也都是从“天下”观、“天道”观、“天命”观中产生出来的，都是“天下”型定居文明的自然产物。

与之对应，个体主义思想，自由主义思想，资本主义思想，归根结底都是小型定居文明、游牧文明、游商文明、游盗文明的自然产物。

这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存在决定意识”。

如此看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进入中国之后，迅速实现了中国化，并成为新中国60多年政治实践重要指导思想，最为本质的原因，是因为现代中国继续保持了其“天下”型定居文明的基本形态，而没有改变成其它形态。只要这个基本文明形态不改变，中国诸子百家的古代社会主义思想精华一定会影响今天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其渊源也是西欧历史演化中产生的思想精华。今天习总书记强调在尊重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基础上，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现代化，那么中国古代文明源生的社会主义思想精华一定是营养丰富的智慧之果，其适用性必然在当下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获得进一步展开。

对于古老的中华来说，科学社会主义的适用性，一方面它也是关于全人类和社会整体价值的，另一方面它又是关于工业和技术现代化和经济和社会整体发展的，同时它还是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列强的，自然就会被接受为新中国的总体指导思想。

综合上述，将中华5000多年历史置于文明形态分类的历史哲学框架当中，就会清楚地看出中国今天的社会主义与自身古文明之间内在的必然联系，就会加深对于中国社会主义之路的理解和认识。

世界历史是复杂的，西方中心的单线历史观是虚假的，中华5000年历史在很多方面是被误读的。要认清今天中国社会主义的本质，需要做很多方面的探索性工作，目前还只是开始。与各位读者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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