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百年前的“中国思想”到底是如何从已经被打倒、几乎被消灭的绝境中又实现了一次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借用那句套话：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如果要在这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划出一条没有间断的连线，那么，这根线条就是马列主义。正是借助了这个特别的思想体系，“中国思想”实现了一次与“西方思想”的顺畅融合。

列宁在十月革命（资料图）

三、毛泽东思想的诞生

首先一点，非常及时，马列主义也是一种进化论，也讲人类历史的线性发展，也讲文明的先进和落后。但是，马列主义不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恰恰相反，它号召被剥削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进行革命，在推翻一切剥削阶级之后，实现全人类的彻底解放。

对中国来说，等于是送来了一个专门适用于“落后文明”的进化论版本，让中国在接受进化论的同时又不必屈服在帝国主义等级秩序之下。这就为中国革命走出自己的道路、实现独立自主提供了理论支持。

第二点，马列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强调通过阶级斗争打破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束缚。

对中国来说，等于有了一个可以推动中国走出儒家天道世界观和循环历史观的强大思想武器，确保中国革命一直朝着大力发展生产力的方向发展，逐步走出王朝循环的历史周期。

第三点，马列主义提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其中包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

对中国来说，共产主义理论就是一个适用于“劳苦大众”的现代化方案，让中国可以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不必跟着“民族资产阶级”走，而是实现一种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工业化、现代化。

第四点，马列主义强调政党的重要性，强调无产阶级要由先锋队来领导，通过有组织的行动进行革命。

对中国来说，政党理论正好提供了一个让知识分子直接投身社会并动员和组织下层民众进行革命运动的有效方法。

当然还有很多，但是仅仅这几点，对于当时深陷于社会达尔文主义困境中无路可走的中国来说，就已经足够了，因为它提供了一系列与中国自身历史运动逻辑的契合点，解决了外来现代化理论的适用问题。

接下来，就是本土的接受和结合的问题，这个任务又是如何完成的呢？为什么“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变法实践相结合”这条路没能走通，“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条路却走通了呢？梁启超那个既要革命又要保教的困境又是如何解决的呢？

回答上述问题的线索，就隐藏在从梁启超到毛泽东的这个过渡当中。

梁启超虽然也倡言革命，但他的方案仍然是以上层社会为行动主体的，以上层社会儒家传统为思想资源的，革命的步骤也是自上而下的。但毛泽东却不是，虽然他深受康梁变法图强思想的影响，但他却选择了一个相反的方案：以下层社会为行动主体，以下层社会儒家传统为思想资源，发动一场自下而上的革命。

关于马列主义和中华儒家传统之间的关系，需要指出这一点：中华儒家传统并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两千多年来始终存在着一个“下层社会儒家传统”，而这个传统不仅不是束缚人民的枷锁、麻醉人民的鸦片，反而是激励人民改变现状的思想动力。

统治阶级利用“三纲五常”礼教对这个社会进行控制，但同样也属于儒家传统的“天命”思想、“民本”思想、“家国一体”思想、“天下为公”思想、“大一统”思想、“讥世卿”思想、“三世说”思想等等，反而更多地保存在下层社会当中。而且正是这些被下层社会所守护传承的重要思想，让中国社会在每一次陷入“据乱世”后仍然能够从农民起义运动中恢复过来，再一次重建大一统国家。

所以不妨这样理解：马列主义进入中国之后，越过了中国的上层社会，直接进入到了下层社会，并与下层社会保存完好的变革思想进行了对接。而这个对接，远比与“上层社会儒家传统”的对接顺畅得多。

首先，中国下层社会自古以来就流行着各种以迎接理想社会的到来为号召的民间宗教，如祆教、白莲教、弥勒佛教、明教等等。所以，摧毁旧制度、推翻旧学说，对于下层社会来说并不是问题。长期纠缠上层社会的那个如何在全盘西化和保国保教两者间取得平衡的二难困境，在下层社会中并不存在。

其次，下层社会自古以来就有造反运动传统，而且的确带有阶级革命的性质，马列主义的共产革命与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在打天下和坐天下这两个阶段基本重合，前者的理论就是“造反有理”，后者的理论就是“天下为公”，所以无论理论是什么，行动上都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