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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扬:要不要改称为“中国社会主义”?
关键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西欧资产阶级资产阶级西方中心但毕竟时过境迁了,今天的世界,很多源自西方的现代主义理论都自行破产了,随着“西方中心论”、“单线发展史观”等基础观念越来越被质疑,被西欧资产阶级所臆造出来的关于资本主义从古至今线性发展的宏大叙事,也早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更重要的是,今天的世界相对于一两百年前的欧洲,有两个颠覆性的巨变任何人都不得不面对:一个是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一个是中国世纪的降临。无论哪一位欧洲思想家,无论多么天才的头脑,面对这两大巨变,都不可能不调整其世界观并大幅度修正其基本理论。
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功,本身就已经大大改变了世界基本图景,即使没有新理论出现,“西方中心论”和“单线发展史观”也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合理性。而互联网带来的知识爆炸,让曾经坚不可摧的理论模型也必须重新经受严格的科学审视和知识及实践检验,那些天马行空的编造已变得不可能。
就这样,近现代的西欧历史,由于从中产生了多个重大理论,成为了一个必须要重新梳理的特殊时期。通过变换新的世界历史视角,运用新的世界历史知识,进行重新考察,首先可以确认,在16-19世纪的三百多年时间里的确发生了一场独一无二的社会巨变,但同样可以确认,这场巨变只发生在西欧地区,属于特例,而是否具有普遍意义,并不是那么想当然。之所以后来被嵌入了整个“世界历史”,被解释为一个所有文明早晚都要经历的必然阶段,被当作西方文明的先进性和优越性进行理论上的归纳总结并用来指导所有其他文明,基本上可以肯定是西方取得了全球统治地位之后才应运而生的一个学术工程,旨在使西方的全球统治合法化、永久化。
人们耳熟能详的各种解释理论——理性科学、自由个体、新教伦理、人文主义——千方百计使西方世界与其他地方区别开来,并说明为什么现代资本主义只出现在西方并最终导致了西方的胜出,今天看来都十分可疑,很多都站不住脚,因为其中有明显的臆造历史或简化现实痕迹。
马克斯·韦伯
马克斯·韦伯是“欧洲中心的单线发展史”以及所谓“内在发展的刚性规律”的主要建构者,但由于他影响巨大,使得19世纪的西方社会科学几乎完全建立在韦伯主义“西方中心论”基础之上。
还有作为西方社会科学衍生物的其他国家社会科学,也无不深受影响。就在最近,中国某著名学府的某著名学者还在一本正经地重复着被重复了几百年的伪观念:“公元1500年之后,西方一些国家经过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逐步走向自由和法治,我们却反其道而行之。”这真是一种连韦伯本人都不敢企望的、接近于医学反应的洗脑效果。
当然这是个极端的例子,但一个国家的整个知识界都被洗脑、被误导的情况确实会发生。这就意味着,全部问题的源头也许一直深陷在某个误区当中,一百多年里围绕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对错优劣的无数争论,也许根本没有走出那个被所谓“经典”理论、“经典”观念堆砌起来的空中楼阁,从来没触及到真正的社会现实和全部的世界。如果抽离掉“欧洲中心的单线发展史”和“内在发展的刚性规律”等基本假定,认识到这些观念完全可能是错觉,那么关于“一切人类社会的历史”的各种理论,关于“资本主义阶段”、“社会主义阶段”、“历史发展必然规律”论述的各种理论,在今天这个互联网时代的知识基础、全新实践和批判环境下,都会变得面目可疑,在90后、00后年轻人那里,甚至变得不知所云。
三、还原之后不过是个特殊的小历史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同时,随着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的扩展,资产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增加自己的资本,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都排挤到后面去。”这一点完全正确。现代社会一切问题的总根源,就是因西欧资产阶级的出现而导致的。
如果说16-19世纪的西欧的确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不同于其他地区的新鲜事,那就是这一地区各国的资产阶级群体纷纷崛起并相互激烈竞争。而之所以发生这个现象,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从新大陆掠夺的金银令权贵阶层暴富;二是政治上的四分五裂刺激了各国精英阶层之间的激烈竞争;三是各国公权力的虚弱导致私权力膨胀。
这三个主要原因都有充足的史实作支撑,如果不是受到“欧洲中心的单线发展史”观念的强力主导,引出各种牵强附会和东拉西扯——源自于古希腊的资本主义萌芽、源自于古罗马的共和主义和私法传统、源自于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和科学理性、源自于新教革命的资本主义工作伦理、源自于大宪章和普通法的自由主义文化——本来早应该出现更符合史实、更合乎逻辑、更令人信服的历史叙述。
但之所以真实的历史叙述不见天日,问题就在于这三条关于西欧资产阶级崛起的真实原因一点也不伟光正,拿出来很丢人:第一条“来自新大陆的金银”,背后是人类历史上最为野蛮凶残的集体屠杀和种族灭绝,自然不太好提;第二条“西欧的四分五裂”,反映出罗马帝国覆灭后西欧基督教社会长达千年的低等文明状态,与东方几大文明中心的繁荣没法比;第三条“公权力的虚弱”,体现出该地区国家建设普遍的未完成,甚至尚未达到古代亚述、埃及、巴比伦、波斯等早期文明的国家建设水平。
最重要的,从这三条当中无法归纳出“欧洲中心的单线发展史”,也就无法形成关于“文明”的观念,无法得出西方先进、其他地方落后的结论。因此,绝不可能被19世纪的西方社会科学界所接受。
可以认为,正是由于先入为主地预设了“欧洲中心的单线发展史”的立场,且将复杂的历史进行了理论上的大简化,大部分西方社会科学理论都或多或少脱离了真实的历史基础。正如一个美国学者指出的:“当学者们假设所有新教徒都分享对拯救途径的单一理解,那些封建冲突结束后的资产阶级胜利者们都追求同样的资本主义利益,或各种各样的国家组织内部的人员寻求增进共同利益时,历史比较的真正基础就模糊不清了。”(理查德·拉克曼:《不由自主的资产阶级》)。
如果不是这样,如果当时的欧洲思想家们不是那么急于建构“世界历史”、建立“世界秩序”,那么不由自主地要使自己成为“人类的主人”、“代理上帝”,如果他们关于东方文明历史特别是中华文明历史的知识更多一些,理解更深一些,并因此而更谦卑一些,情况很可能有所不同。从今天的角度回顾地看,在大航海时代之后西欧各国资产阶级的迅速膨胀,不过就是这样一个很特殊的小历史:从一个不高的文明状态中,以最野蛮的方式积累了财富,借助于最适合的社会条件,实现了最顺利的崛起。
其中包括了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从巨富的贵族阶层对奢侈品的强大需求中,诞生了网络状的“国际贸易”市场,同时在西北欧几个贸易中心城市出现强大的商业权力。
第二、从西欧各国内部特定的社会冲突中涌现出特定的精英集团,不同精英集团一方面以各自的方式统治远方的土地和人民,另一方面凭借各自攫取资源的能力而相互竞争。
第三、从各国精英集团之间的竞争和战争中诞生了现代国家,国家从精英们让渡出来的私权力中获得公权力,并反过来通过公权力服务于精英集团。
第四、精英集团与国家的合作,使得精英集团拥有包括了经济和政治等多重攫取资源的手段,导致农民和手工业者全面沦为无产者,从而形成了庞大的无产阶级。
第五、由于无产者失去了所有的生产资料,生产者必须通过出卖劳动力换取工资并取得生产工具,这就导致了劳动力的商品化,也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即所有的产品和服务,包括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都是为了以获利为目的的交换而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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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小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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