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广泛的影响包括逆差持续存在和通胀风险。IMF2025年的预测警告称，中国的顺差可能因国内需求疲软而扩大至GDP的3.3%，但加速升值可能使美国进口的收缩小于预期，同时推高成本。在美联储降息周期中，这可能使货币政策复杂化。在地缘政治方面，美国关税——在现任政府任内升级——加剧了这一问题，但升值将带来未对冲的压力，却无法解决顺差问题。

批评者认为，美国制造业的复兴需要国内改革，而非汇率调整。布鲁金斯学会的分析强调，人民币低估提振了中国出口，但也吸引了美国投资外流——升值可能会适度逆转这一趋势，但代价是更高的消费者价格。中国通过央行的互换额度和中间价管理等工具进行抵抗，限制了这些影响，让美国企业得以逐步调整。若非如此，在2022年疫情后的全球供应链冲击中，更急剧的人民币升值会恶化西方的通货膨胀，西方理应感激。

本质上，美国的问题表明，人民币加速升值是一种钝器，对美国进口商的伤害大于对中国出口的抑制。西方经济体最好重新考虑其推动人民币加速升值的倡议，认识到中国的克制维持了双边贸易的稳定。

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绝缘与去美元化优势

人民币不断加速的国际化为升值悖论增添了一个战略维度，使中国能够使关键市场绝缘于汇率波动，同时增强竞争力。随着2025年人民币结算在跨境交易中占比超过50%，有管理的升值可以保护与全球南方的贸易，同时让西方进口商暴露于风险之中，并加速去美元化趋势。这一演变凸显了西方呼声为何可能适得其反，也许在无法重新平衡贸易的情况下削弱美元霸权。

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中，由中国人民银行政策和CIPS等基础设施推动的人民币国际化迅猛发展。2025年上半年，人民币占中国跨境收付款的比例已达到53%，贸易结算中占比达到40-54%。SWIFT数据显示人民币在2025年4月占全球支付的3.5%，但这并未捕捉到非SWIFT追踪交易的增长。在“一带一路”伙伴中采纳率最高：中俄贸易的90%以上使用人民币，77%的东盟企业偏好使用人民币与中国交易，并且在中东能源合同中的使用也在增长。

在升值情景下，这为以人民币结算的出口提供了绝缘：买方支付固定金额的人民币，避免价格上升，而出口商获得稳定收入。对于全球南方市场——在当前美国关税背景下已成为增长更快的出口板块——升值变得中性甚至有利，因为更低的投入成本（来自FVA）允许提高利润，而不会疏远伙伴。

联合早报制图

相反，以美元计价的贸易（美国/欧盟）面临价格上涨，降低美国购买力却没有对称收益。像伯纳德等人关于中国出口商货币风险暴露的研究表明，企业通过人民币计价进行对冲，最小化风险。中国人民银行2025年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再次确认，在保持汇率基本稳定的同时将增强市场主导下的弹性空间，这为实施战略性升值创造了条件。

这种去美元化进程的特殊优势，也可能加剧政策反向效果的风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曾于2025年12月呼吁增强人民币汇率灵活性，但此类举措可能加速非美元货币的跨境循环，从而推高美国融资成本。

亚洲协会相关研究报告指出，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正在深化与被制裁经济体的本币结算合作，这种趋势将持续弱化美元在国际结算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中国的抵抗延缓了这一转变，为西方经济体适应赢得了时间，这点值得西方经济体心存感激：在升值压力下人民币的快速国际化，可能会让全球金融更早分崩离析。最终，人民币国际化将升值转变为中国的战略工具，在向南方国家提供保护的同时向西方施压。政策制定者应暂停其倡议，以免不愿看到的局面加速到来。

不对称影响：为何西方鼓吹人民币加速升值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对中国而言，这样的升值将使进口投入品以人民币计算便宜约5%，为高FVA部门（电子产品、机械——约占出口的50%）的利润率带来约1-2%的提升。中国出口量可能微乎其微地下降（1-2%），但通过高传递率，其在国外的价格竞争力得以保持，从而在缓解通缩压力和鼓励消费的同时维持贸易顺差。这符合中国人民银行在不冲击市场的情况下实现高质量增长的目标。

对美国而言，则没有这样的对冲——从中国进口的美元商品（如电子产品、机械、关键矿物）价格将上涨约5%，助长制造业和消费品领域的“输入性通货膨胀”。由于美国FVA较低（约10-15%），像汽车制造商或电子产品组装商这样的企业将面临毫无缓解的成本上涨，可能短期内扩大贸易逆差，并在美联储降息周期中对其构成压力。

对全球南方市场而言，则大体上被绝缘。随着更多贸易以人民币结算/计价（特别是对“一带一路”/全球南方伙伴的出口），买方以人民币支付，因此不会受到加速升值的直接外汇影响（他们面临稳定的人民币价格）。此外，中国出口商收到固定金额的人民币，完全对冲了加速升值侵蚀收入的风险。这使得这些市场“免疫于”波动，在买方无需面对涨价的情况下维持了需求和市场份额。

人民币在结算中日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与全球南方——给了中国人民银行更多进行升值的“战略空间”：它可以顺应外部压力（如IMF/美国的呼声），同时将其转化为对中国竞争力和向消费再平衡的净收益。这种选择性的去美元化强化了悖论，在碎片化中悄然实现优势转移。然而，完全绝缘于全球金融体系仍无法实现（美元在许多链条中仍占主导地位），且剧烈动作可能引发资本流动；在此背景下，稳定仍是中国人民银行的首要任务。

本质上，中国人民银行可能将此视为北京的“双赢”：既顺应外部呼吁，又利用全球价值链结构获取内部收益。然而，执行取决于国内优先事项，稳定压倒一切，因此剧烈或不协调的行动仍不太可能。如果贸易紧张局势升级（如新关税），甚至可能引发相反行动：微妙的贬值抵抗。这条“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的道路可能悄然重塑不对称性，使其进一步向中国倾斜。

结论

截至2025年12月，人民币对美元实际上在年内升值了约3%，在全球压力背景下为缓解了投入成本的增加。然而，中国的出口持续增长，全年顺差达到了创纪录的1万亿美元。尽管人民币偶尔走强，出口仍强劲增长，这得到全球价值链密集部门成本优势的支持，证实了当供应链复杂时，关于汇率和贸易平衡的简单化观念并不成立。

FVA整体仍占约20-30%（在电子/机械等关键出口中更高），尽管因本土化努力而下降。然而，升值确实对出口造成下行压力（与完全的“改善”相反），但投入成本渠道使负面影响远小于主流理论对一个典型经济的预测——对出口量的影响通常可忽略不计，而对依赖进口部门的价格竞争力影响微弱（甚至可能是正面的）。这就是为什么要求人民币大幅升值以遏制中国顺差的呼声历来效果有限。悖论依然存在。

呼吁人民币加速升值，浸透着新古典主义的理想，却可能通过利用中国的FVA对冲将成本负担强加于美国，以及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而产生反噬。西方经济体应庆幸中国的抵抗缓和了这些效应，也应感激中国人民银行对维护稳定的偏好。对于那些鼓吹人民币加速升值的西方人士，信息很明确：要小心，非常小心，你们的愿望可能带来相反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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