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对“中国”地理方位的认知理解与西方学术界的中国研究著作对“中央王国”的认定是迥异的。西方学术界往往把中国人认定为民族国家世界里的种族中心论者，认定中国骨子里就自我以为“高人一等”。一旦产生了对“中央王国”先入为主的中国观，在即便最平和的中国叙事中也会将中国往“种族主义优越感十足的国家”方向去引。比如，费正清认为，中国历史的叙述就是一个中华帝国从治到乱、从乱到治的过程，“中国自古就有以本民族为世界中心的传统”，“拥有一种文化和种族上的民族主义情感”。按这样的逻辑推演下去，就很容易把当下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引导到“中华帝国主义”的威胁感中！

谭中先生看透了这个叙事陷阱。《简明中国文明史》自始自终都贯穿着作者要把中国从民族国家（nation state）的概念认定中摘离出来的努力。作者认为，民族国家发展的突出特点是“崛起—鼎盛—衰退”三部曲，中国则是一个例外，是基于地理共同体之上孕育出的中国文明共同体。从考古的诸多遗址看，“喜马拉雅圈”是中国文明诞生的摇篮。长江、黄河两大文明河划出了中国的“地理共同体”。基于共同的经济生活与“天下为公”式的共同文化，中国数千年发展呈现出了“文明共同体”的形态，而随着政体的统一，中国版的“命运共同体”逐渐形成并升级。

谭中先生认为，从尧舜禹的禅让开始，中国就不是“民族国家”那般的历史起源。秦国统一中国，恰恰是消除了古代部族的差异。秦汉时期大一统的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形成了“命运共同体1.0”，而隋唐宋时期打造出“命运共同体2.0”版，元朝改造了中国命运体，而明清时期使中国“文明道路”与西方的“民族国家”发展轨迹出现了交叉运行。1901年的《辛丑条约》则标志着中国“文明型发展道路”走到了尽头。不过，经过了19世纪､20世纪初的曲折，中国已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再次呼吁要在全世界构建“命运共同体”。未来的最理想状态，就是所有的邻国和中国携手走“文明道路”，把中国周边的“民族国”沙漠变成“文明国”绿洲。

《简明中国文明史：超越民族国发展旋律的特殊道路》，谭中著

在谭中先生看来，民族国家是战争与动荡的根源。他时不时都将中国与西方的民族国家发展历史进行穿叉的比较论述。比如，讲到秦汉隋唐宋民族之间文明融合的差不多同一时期，欧洲却发生着罗马帝国下的民族大迁徙。斯拉夫族、哥特人、汪达尔人、勃艮第人、伦巴底人、法兰克人以及其他民族大量进入欧洲，使得罗马帝国崩溃，接着欧洲大陆千百年民族国家化的进程使欧洲大陆变成了“战争大陆”。而在中国，像孙中山那样把中国文明变成英国、法国、俄国、美国那样的“民族国家”，是把中国引向歧途。

针对未来，谭中先生预测，“民族国家”的世界情况不妙，强权更替，美国衰败。虽有鼎盛时期的狂欢，却时常有动荡的痛苦。相比之下，基于文明轨迹之上的“世界命运共同体”才是未来民族国家轨迹的替代道路。先试点建立“上合命运共同体”“中印命运共同体”“中国-南亚命运共同体”“东亚命运共同体”……然后推广到全世界，在21世纪、22世纪实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那样，地球无疑于重获新生。

说实在的，作为本书的第一位读者（作者与编辑除外），我担心，这样的“叙事革命”会被人视为是某种“学术探险”。毕竟，在当下中国的学术氛围下，段段有引注，句句有出处，才是所谓“最规范”的研究方式。但正如美国学者沃勒斯坦在《否思社会科学》中所说，“先前被认定的思想解放，到今天往往被视为对历史、社会研究的核心障碍”。过于学术规范的叙述，反而形成了当下对中国故事讲述的表达困难，对读者而言也是一种知识的折磨。

在阅读中，我时常感受到谭中先生对中国史评述的文字激荡，以及带来的心灵愉悦与思想震撼。他是以一位穿梭在中国、印度、美国这三个最有代表性的文明大国之间的长者，在评述与比较着中国文明史的发展得失，以及其他国家发展的历史借鉴。无论读者是否认同这个观点，这本书都不能认为只是探险，而是久违的创新。

它是对长期垄断着中国历史叙述的“民族国家论”的重大批判，是从源头上消除“中国中心论”带来“中国威胁论”的艰难探索，是对当下中国提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溯源式阐述。

尼采曾说，历史并非已然消逝了的东西，它具有一跃而成为现实的无限潜能，还有塑造未来的无穷潜力。谭中先生的这本新著就具有这个功能。它让尼采之言成真。

是不为书序，而为一位晚辈读者的学习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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