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主要经济体人口“老龄化”难题。当前，发达经济体劳动力年龄中位数约为43岁，中国约为36岁。这就意味着主要经济体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人口老龄化，由此带来长期增长动力不足、对社保与医保的负担过高、财政赤字等普遍难题。

二是全球财富分配“新鸿沟”难题。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指出，资本投资的长期年均收益率大大高于劳动报酬的长期年均增长率，存量社会财富的差距日益扩大，导致“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在“新增长陷阱”条件下，这一现象愈演愈烈成为“新鸿沟”，由此带来消费动力不足问题。

三是全球技术创新“中梗阻”难题。由于当前全球经济秩序中生产活动大多来自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而知识产权为代表的创新获利权却被发达经济体垄断，进而形成知识产权的暴利。垄断性技术扼制了新技术的创新，由此导致通过创新带动全球经济增长之路的“中梗阻”现象。

四是全球强势货币“风暴潮”难题。相比于2008年的“金融海啸”，当前全球经济中存在的天量热钱“全球漫游”现象，潜在危害更加巨大。1997年的金融危机中，一个像马来西亚这样的中等规模经济体，都会在一夜之间失去几乎一代人的发展成果，当今的游资若是形成“风暴潮”，后果难以想象。

五是地缘政治风险“互反馈”难题。叙利亚危机、难民潮与恐怖主义，都是当今世界面临地缘政治风险日益上升的表征。而这些地缘政治风险之间存在着互动，“互反馈”迅速放大，进而危害到各个经济体旅游、生产以及各类消费，形成新的增长瓶颈，成为每个经济体都不得不大力应对的挑战。

面对五大难题，全球经济只有找到合作应对的新框架，才能共同跨越“增长陷阱”。

金融危机以后，全球经济增长乏力，陷入“新增长陷阱”

增加中国的制度性国际话语权

“两个一百年”是中国发展的奋斗目标。为了实现第一个“一百年”目标，即在“十三五”末的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党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要比2010年翻一番。

根据这一目标，“十三五”期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收入年均增速应保持在在6.5%以上。假如上述目标顺利完成，并且在“十四五”期间即2021-2025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收入能够保持在6.0%以上，则可以肯定中国将在2023年前后越过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退一万步说，万一经济增长受全球影响而长期乏力，在未来15年保持在5%左右的增长，中国也能2030年前后进入到高收入经济体行列。

解除对“中等收入陷阱”过于焦虑的情绪，以及避免“高收入无陷阱”认知误区，我们就能够认识到，中国面临的真正挑战，并非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而是能否保持长期可持续增长，从而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同样地，对于当今的高收入经济体来说，它们面临的是零增长甚至负增长局面。长期以往，一些高收入经济体将来重新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绝非危言耸听。

无论对于中国，对于发达经济体还是其他经济体来说，共同应对“增长陷阱”才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第一要务。作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首要平台G20峰会的2016年主席国，中国有责任，也有能力为全球经济找到一条新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在2015年11月的G20安塔利亚领导人峰会上，G20领导人达成了堪称中国“十三五规划”国际版的共识。这些共识，不仅在全球发展理念上（如绿色、开放、包容等）与中国具有高度一致性，在实施措施上也与中国所提倡的方法相当吻合（如要有长期规划、讲求创新等）。

2016年，中国杭州G20峰会将是让全球经济合作走出“增长陷阱”的一次良机。一些来自中国“十三五”规划，并能够与国际经济相对接的举措，将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不同以往的活力。

一是加强国际协调与沟通。中国正在通过参与越来越多的全球治理机制，展示“合作共赢”所能带来的增长潜能。中国建立了联通全球的自贸区网络，还建立了亚投行、丝路基金、新发展银行等新的国际金融机构，创造出各国合作发展的新空间。通过中国打造一带一路的“样板间”，世界经济也应该看到新希望。

二是构建全球创新体系。让创新要素在全球配置，鼓励在新技术推广中创新商业模式，促进新的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物流链形成。这些创新行为使全球经济可持续增长产生新的动力。

三是塑造开放型经济。中国正在推进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为了国力提升以后分享国际公共产品，建立和加强沿线各国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并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产能合作，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 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既是大势所趋，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所在。

四是强调规划的落实性。再好的计划，也要靠执行。计划的执行力，应该成为G20治理模式的根本方法论。中国在气候变化、经济增长、减贫、社会稳定等发展议题上为全世界各大经济体树立了表率与榜样作用。

当今世界，无论人们身处何国、信仰什么、是否愿意，实际上已经身处同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发展的道路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任何一个国家要想跨越“增长陷阱”，都需要考虑全球因素。

而在全球经济陷入“新增长陷阱”的大环境下，只有改革现行国际经济秩序，使之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在新的框架下找到合作实现增长的“最大公约数”，才能找到可持续增长之路。而增加中国的制度性话语权，不但是保证中国增长的“战略机遇期”延续性的必需手段，也是保证全球经济火车头持续拉动力的必然途径。

《美国的焦虑》，王文著

（作者简介：王文，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曾任《环球时报》编委（主管评论）与社评起草人，2011年“中国新闻奖”获得者。近著有《美国的焦虑》、《大国的幻象》、《2016：G20与中国》、《“一带一路”国际贸易支点城市研究》、《世界治理：一种观念史的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