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绍光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系荣休讲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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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道”在中国民主政治中的具体实践
西方人非常重视形式（form），中国人非常讲究实际性的东西。我们必须获得实实在在的东西，并且，实现某种目的的方法未必只有一种方式。“道”这个概念已经预设了可能存在许多种道。[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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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民主概念在中国落地，中国共产党是第一推手
1939年底、1940年初，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他指出：“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这两件东西少了一件，中国的事情就办不好。我们一定要把事情办好，一定要争取民主自由，一定要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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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道路上，西方敢不敢回答这三个问题？
试问，如果没有掠夺，大英博物馆会是什么样？进一步问，如果没有掠夺，西方的博物馆会是什么样？再进一步问，如果亚非拉国家索赔成功，取回了被西方掠夺的文物，西方的博物馆会是什么样？它们还会保持“先进”的状态吗？[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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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西方人对中国政体的认识反不如400年前？
西方历来都有根据一两个简单标准来划分政体的思维，但他们根据这种“政体思维”，却说不清传统中国到底是何政体，到了利玛窦至孟德斯鸠时代，西方人形成一个观点：中国政体，是一种复杂的混合整体，承认君主权威，又有平等精神。[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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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先富”忽略“后富”，还给自己找了理论依据
他们警示今天中国的先富阶层，一定要明辨是非、区分善恶，再富有也不能忘记自己是无数人“奉献红利”的最大受益者，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普通公民与其他普通公民之间有一项不可撤销的共同富裕契约；绝不能唯利是图、为富不仁；绝不能听任财富鸿沟不断扩大；绝不能须臾淡忘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责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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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人民”这个概念的过程，也是认同、解放、代表人民的过程
西式代议民主是单维代表，只有一个维度，即形式性代表。人民民主是全方位代表，不是单维度代表，它将象征性、描绘性、形式性和实质性代表四维聚为一体，所以叫做四维一体。这个框架有助于我们将人民民主与西方的民主理论、民主实践做一个非常简单、清晰的对比。[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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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市场经济”不会在中国出现
在西方历史上，市场经济的兴起是非常血腥的过程。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崛起完全离不开国家和国家干预。一个彻底商业化的社会是反人性的社会；再分配说到底是人性的展现，是恢复人性，具有哲学意义，不仅仅是钱的易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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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才有资格自豪地说，“我们人民”！
中国共产党清楚地知道，它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是唇齿相依、唇亡齿寒的关系，除了主动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别无选择。这也使得共产党代表人民利益更真切、更可信赖，更加靠得住。[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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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一疫，全球意识形态力量对比可能发生变化
这次的新冠肺炎疫情可谓是对全世界治理体系，甚至是意识形态的大考。从佩戴口罩抗疫这一点就能看出，实行社会主义，或者集体意识比较强的国家与地区，明显要比崇尚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做得好，更多的生命得以保全。意识形态的力量对比可能将从此发生变化。[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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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中国崩溃”，是一种恶毒的期待
新中国成立以来，不断有学者提出质疑，认为中国必将崩溃，因为中国不全盘照搬西方的“撒手锏”。但现实证明，他们都错了。中国的崛起告诉世人，即便贫穷、即便从未对外殖民、即便拥有庞大的人口照样可以发展起来。而这也说明，所有国家都可以找到自己的路。[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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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能在“断供”之后走出危机，我们也可以
从1949年一直到70年代初尼克松访华到1972年，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对中国是全面的封锁。这期间，我们的科技也有长足的进步，所以我们不是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美国能办到，我们一定能够办到。[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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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能力”是发达国家用过的梯子，现在却收起来不准我们用
在欧美各国的经济发展初期，战争刺激它们强化了自己的国家能力，较强的国家能力转而帮助这些国家攫取了“第一桶金”。国家能力就是发达国家用过的梯子；现在它们却把这把梯子隐藏起来，让发展中国家按它们说的做，而不是按它们做过的做，是彻头彻尾的伪善。[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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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社会撕裂至此，不过是历史问题的延续
很多根本性的社会问题未必能靠选票解决。1619年（即明朝万历年间），第一批非洲奴隶就抵达了今天的美国，距今已有401年。不改变美国的制度本身，黑人还要等多少年才能真正改善自己的社会政治地位？[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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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认为的“民主”，实际上是民主的赝品
在其后的二三十年里，11个南部州里有10个修改了宪法和法律，为黑人投票设计出一整套“合法”障碍来取代非法手段，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文化水平测验和人头税。文化水平测验要求投票前必须通过英文读写测验，未通过者不得投票。[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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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下为何有这么多“想不到”？怕是西式思维作怪
问题是，我们为什么会想不到？对解释世界，欧美有大量看似很“科学合理”的说辞，我们以前往往不假思索地全盘接受，变成自己思维框架。但这次疫情撼动了这些貌似“科学合理”的假设，激发我们对此深刻反思；尤其是中国和欧美的比较，也许告诉我们社会政治体制比什么都重要。[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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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面对“深度不确定”，欧美面对“确定条件”，结果却这样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后，很多人包括一些著名的学者把它比喻成一次黑天鹅事件，但我的看法是，这次事件绝对不是一件黑天鹅事件，而是比黑天鹅事件更困难的事件，我把它称之为“深度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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