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当下所讨论的乌托邦与历史的“终结”或“回归”并无太大关系，它是历史的一种自然发展。即便最有实力的国家也没能在一个群体中或在一个伦理体系中取得主导地位。从原则上来讲，任何国家都不再有能力获得这样的主导地位了。历史正在发生，全球发展的下一个阶段即将到来，“多元”将是这一阶段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人们从未像今天这样看到如此之多的来自各国的各种不同的伦理标准、国家利益类型和维护国家利益的机会。当取胜不再可能的时候，斗争就不再是一种理性的行为了，个人选择的极大丰富也使得垄断变得不再可能。国际政治正变得越来越复杂，但它所遵循的原则将会变得前所未有的公平。我们为什么会认为这样一种“乌托邦”具有变为现实的可能呢？因为当今世界的变化正在为此创造条件。

没有革命者参加的革命

“他们所制定的法律很少，他们的宪法决定了他们并不需要太多的法律。他们对其他国家是持批判态度的，因为那些国家的法律以及对法律的解释过于冗长；他们认为强迫人们遵守如此冗长、神秘的法律条文是不合理的。”——托马斯•莫尔《乌托邦》

根据我们仍然在坚持的价值体系，20世纪提出的“世界秩序的终结”其实被看作一场正在迫近的灾难。下面，我们为此作出解释。

在二战结束后成立的诸多国际组织与机构构成了一个经过精心策划的、互相协作的体系。这个体系的出现意味着，人类在经历数百年探索之后终于创造出了一个可靠、可持续的全球安全与发展模式。毫无疑问，核威慑是一种体现等级和霸权的国际行为，但它同时也是对全球安全威胁进行遏制、对国际秩序陷入混乱进行预防的唯一有效手段。在核武器出现之后，“全球核秩序”使大型战争变得不再符合人类理性；虽然各国在理论上能够通过战争来获得决定性优势，但“全球核秩序”使各国很难再做出发动战争的鲁莽决定。其实，每个人都是修正主义者，大家都在试图改变规则的执行方式而不是改变规则本身。

我们已经进入了新一轮政治循环，在这一轮循环里，大国实力不再集中于一两个国家。主导型国家之间的战略竞争正在加剧，为了获得全球主导地位，其中每一个国家都在积极打造自己的军事力量，全球各地的冲突点正在不断增加。然而从整体来看，这一状况意味着一个互相遏制的平衡体系正在形成，冲突升级将因此得以避免。一个多中心的国际体系的确立是建立在各地区势力均衡的基础之上的。不过这一过程尚未完成，此前国际秩序的解体也为这一进程带来了许多不确定因素。不过，近些年发生的多次压力测试（包括乌克兰危机、俄土关系恶化、伊朗和沙特之间的冲突以及美中危机、中印危机和印巴危机）说明，我们的世界并未处在大战的边缘。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状况，是因为各国之间在多个层面形成了互相依赖的关系，而且当前的国际体系很符合大多数大国的国家利益，没有人希望当前的国际体系发生根本性改变。虽然一些国家对某些领域里的失衡状况以及日益加剧的国际不公越来越不满，但没有任何一个大国愿意冒险改变现有的国际规则。当今国际舞台上的主要玩家也许有意对一些国际规则作出微调，但他们并不愿对其进行根本性变革，更不要说废除或取代了。

不过，一场没有革命者参加的革命的确正在发生，这在诸多国际事务中已经获得了体现。这场革命并不是某个特定的人、国家或国家集团发起的，它的驱动力来自国际体系的结构性变化。没有国家或国家集团会有能力再次获得全球主导地位，没有一个价值体系会再次成为普世的价值体系，制度和政府治理在加速走向崩坏。结果是，无论在硬实力领域还是在软实力领域，这个世界在未来将不再有一个稳定的支柱性力量。上述诸多变化构成的这样一场革命要比人类历史上曾多次出现的大国地位更替更加具有革命性。

普京与埃尔多安

制度的危机

“若获胜者心中没有公平正义，那么他所获得的胜利就是不完整的。”——尼可罗•马基亚维利《君主论》

如果我们能够放弃在过去数十年里深深根植于我们内心的那些观念，那么传统模式的崩塌和国际制度的危机就不会被我们视为一场悲剧，而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摆脱那个不再正常运转的旧国际制度对我们所造成的羁绊的良机。我们应该破除思维惯性，认清这样一个现实：在这个已经发生根本变化的国际体系中，许多国际制度已经成了构建能够与新时代相适应的新的国际体系的障碍，那些旧的国际制度已经无法确保全球的稳定性和可治理性。正如美国政治学者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在一本关于对各种不同国际制度的理解的著作中所提到的：“对国际合作的分析不应与对国际合作的赞美相混淆”。

从国际层面来说，原子化趋势正愈演愈烈。各国发现，自己正独自面对外部世界，他们不得不依靠政治直觉和自己对国际局势的理解来独自制定国家战略。这意味着，各国的中长期国家战略必须推翻重构。很自然地，一段试错期是难免的。沿用旧的思路或过于依赖来自他国的经验都意味着巨大的风险。毕竟，如前所述，既有国际制度已经摇摇欲坠，各国领导人都倾向于采取最自私的举动，他们不会再把伙伴国家的利益纳入自己的考虑。

制度是20世纪政治留给人们的最为重要的具有符号特征的遗产，但旧的制度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在几乎所有层面，制度都在压缩自身对参与其中的成员的责任，与此同时却在努力维持其对那些成员的行为的控制。这一表述适用于某些国家和某些社会（例如，在社会治安领域和教育行业，义务条文的精简已经在过去40年里变得非常随意），同样也适用于国际政治。确保成员国的利益早已不再是许多国际组织的主要目标，巩固内部各官僚岗位的权力反而正取而代之成为那些国际组织的新目标。而且那些国际组织希望塑造一种氛围，在这一氛围中，各成员国的行为更具可预测性和可控制性，成员国自身的利益反而不再受到重视。

然而，如果国际组织不再向其成员履行义务，那么成员也不会再向国际组织履行自己的义务，当国际环境日益多元化、技术进步创造出新的机会时，情况就更是如此。为了实现自己的外交政策目标，如今一些国家拥有国际组织之外的各种替代性的资源来源。当选择越来越多，选择强大盟友和对从属国的需求就越来越多地进入一些国家的视野。国际秩序中的混乱程度因此正日益加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