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美国瞭望杂志的一次采访中，白宫总战略师史蒂芬·班农（Stephen Bannon）警告说美国“和中国正在进行一场“经济战争”。中国可以毫不遮掩地说出他们正在做什么。在未来25年到30年内，我们两国中的一个势必将成为世界霸主，而如果我们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那很显然这个角色将由中国来扮演。“班农称，“我想在五年后，最多不超过十年，美国就要迎来一个下滑的转折点，而我们将再也无法恢复元气。”

与班农的言论一致，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推行经济民族主义，并且已经对中国发起侵犯知识产权方面的调查。此举可能导致美国提高向从中国进口的商品所征收的关税。然而，与此同时， 在朝鲜问题上，美国官方又致力于取得与中国的合作。

特朗普政府时而将中国视为对美国霸权的威胁，时而又将其视为一个有力的合作伙伴，这种态度的游移已经屡见不鲜。事实上，就像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历史学家裴斗虎（Gregg Brazinsky）在他最近的著作《赢得第三世界：冷战期间的中美竞争》中所指出的那样，“华盛顿长期以来一直害怕的是，中国会带来一种政治和经济发展的新模式，而这种模式将根本性地破坏美国现今维持的自由国际秩序。”

《赢得第三世界：冷战期间的中美竞争》一书

1.关于地位的问题

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与美国崛起为超级大国都发生在二十世纪早期。清朝，最后一个中国专制王朝，结束于1911年。之后，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都力图领导中国从西方列强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中解放出来。裴斗虎教授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领导者们对国际关系的认识并不遵循共产主义思想，也与封建王朝的中国中心主义不同，而是强调中国需要恢复原来的地位，“尤其是在其他非殖民国家中的地位，作为结束中国被凌辱的历史，恢复过去的光荣与辉煌的途径。”

中国共产党与后殖民国家建立友好关系的愿望使其站在美国的对立面，而后者在1916年就已经成为了世界领先的工业强国，并在二战之后实现了国际霸权。

华盛顿，同北京一样，将自己视为帝国主义的取代者。一战后，美国总统威尔逊就立场鲜明地拥护民族自治。19世纪末，美国对自由贸易的承诺将其与欧洲（与之后的日本）帝国主义贸易集团对立起来。在二战中，中美结盟，共同对抗日本 。1942年，美国总统罗斯福评价，“中国在全世界起到维护和平与繁荣的恰当作用。”在罗斯福的眼中，一个统一的中国，作为美国的盟友，将会“管理东南亚以及其他地区的托管统治，并帮助亚洲其他的地区实现独立。”1943年，蒋介石受罗斯福邀请参加开罗会议，与罗斯福和丘吉尔共同探讨亚洲的未来。

在美国的设想中，一个支持美国的、由国民党领导的中国将会在亚洲的后殖民化中扮演领导角色。这与中国共产党的目标显然是直接对立的。

伴随着1937年的日本入侵中国，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以及其后的党内整风运动确立了其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并使得马列毛主义在国际上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与适用。如同张如新，一位十分具有影响力的毛派支持者，在1941年所揭示的那样，中国的经验为“大多数的（如果不是全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提供了“及其珍贵的革命经验与资本”。1941年10月，中共在延安召开了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18个国家的代表，包括缅甸，朝鲜，越南等。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不久之后，毛泽东下令要求中共与东南亚各个共产党达成统一战线，一致对抗日本。

中国共产主义的国际格局令美国感到吃惊。当时一些年轻的中国通认为共产党不过是土地改革者，与世界革命并无关系。基于这样的认识，美国派往延安的外交官建议华盛顿与共产党建立联系以支持其对抗日本，或者至少鼓励当时腐败、残忍的国民党的改革。但当时诸如美国驻中国大使帕特里克·杰伊·赫尔利等高级官员拒绝了这样的提议，并在战后东亚的安顿中无视共产党，迫使其转而投向苏联寻求帮助。这使得共产党更为巩固了对美国的恶劣印象，如同在一份党内报告中所展现的那样，“美国将成为中国立足于中国与世界的阻碍。”

赫尔利和毛泽东等人合照

在日本投降，共产党赢得与国民党的内战后，共产党很快发现自己与美国处于对立的位置。这种对立不仅仅体现在美国拒绝承认新成立的中国人民共和国，也体现在华盛顿和北京对后殖民时期国际秩序的不同设想上。

华盛顿支持在自由资本主义国际秩序下的民族自决，但它认为后殖民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此它在朝鲜和越南等国家进行托管统治。同时，华盛顿也积极地通过各种显性（如联合国安理会）和隐性的方式（如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投票权，或世界银行）来实现世界霸权。与之相对，中国强调经济独立，通过直接的军事手段解放越南和朝鲜，以及推进反殖民国家与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联结以替代联合国。

裴斗虎认为，北京力图为后殖民国家集团打造一个非正式的，反霸权的霸权，而中国则是该集团的代表与领导者。这种对立，实际上也是冷战时期美国与苏联对抗的一种体现。

这两种对国际秩序的不同设想使得中国和美国形成了公开的对立，第一次体现在朝鲜战争中，中国支持北朝鲜而美国支持南朝鲜，后来又体现在越南战争中，中国支持越南共产党推翻原有政府，一开始与法国，后来与美国作战。在1955年促进亚非国家之间合作的万隆会议上，中国总理周恩来在会上发言，表明了中国对台湾与美国的立场与其他领导人对亚非地区和平和稳定的期待是一致的，并获得了这些国家的信任。当华盛顿仍然承认台湾的国民党为中国的合法政府时，北京已经获得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广泛支持，如埃及、伊拉克、几内亚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流亡政府等。

裴斗虎展现了中国是如何求同存异，奉行促进反殖民主义的解放政策，而不是传播共产主义的政策。比如，毛泽东下令抗美援朝，将其描述为一场为了“所有东方民族”利益的战争，而不是仅仅为了中国或者朝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