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都发现了，林毅夫及其团队总是特别强调要人们看完他的文章，或几十万字的书和报告，才认为别人对他们批评有发言权，即使发现问题也不应该提。这样的指责和做派在学术界罕见。比如，大家听学术讲座时，如有问题，下面的人都可以马上提出，而不是说等讲完才能做评论，提问题。如果演讲者讲得不好，说不定有人立马走掉。对论文审稿也是如此，如果审稿人读前面部分，就发现了问题，比如定义不清，所研究的问题不重要，由于审稿人的时间机会成本大，就不太会对后面的内容仔细去看了。我想林毅夫为期刊审过论文，他多半也是这样对待。即使都不是我提到上面情况，他在和人讨论做到完整阅读他人的文章了？孔子说的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在去年的《林毅夫的对与错》一文中早已指出，和他讨论问题时，你无论怎么指出和着重强调，他好像忘得干干净净，下次仍然如此，不得不让你重新再说一遍。

讨论需要有一定的基础。现在经济学界的许多争论，包括我自去年以来参与进去的争论，由于总是停留在概念、理念上之争，加上没有学术共同语言，无法深入讨论，讲的都是些ABC的东西，实在是没有什么意思。我更愿意和学术上训练有素的同行和国内做政策研究，及对国内现状真正有了解的人交流，讨论起来容易多了，大家都有一个基本共识，这样都很快进入角色。

我在上海财经大学当经济学院院长，对我们年轻海归教师的一个建议是，如果不是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刚回来的头几年对国情不是这么了解，就不要急于做对策性研究，因为不恰当的政策建议一旦采纳，弄不好会造成重大负面影响，当然最终都要或多或少做些中国问题研究。

但是，我们在做中国问题研究时，鉴于理论和思想对实践具有巨大的导向作用，而基于理论和思想所提出的政策建议如果被采纳又是方向性的，具有巨大外部性，所以需要采取科学的研究方法，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一个科学的经济分析，包括三个要素：内在逻辑的理论分析、量化的实证和实验分析和历史的比较分析，三者兼备将使之具有内在逻辑性、前瞻性、科学性、严谨性、实证性。说实话，现实中很多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报告并没有做到这一点，加之在可实施性和可操作性上的不足，泛泛而议要做什么，而不谈谁去做、怎么做的问题，最终的结果只能是报告被束之高阁，化为废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