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有为、有能的有限政府

这次许多人为东北经济把脉，给出了制约东北发展的众多原因，包括文化的原因，并给出具体发展建议，我认为都有一定的道理，我认为最大的问题还是体制机制及其深化改革方面有较大问题，是要建立有利于激发人们创业创新的基本基础的元制度问题。这正如邓小平深刻指出的那样：“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

大家谈到的对外来资本和企业的“吃、拿、卡、要”及其贪腐现象比较严重，要从根源上解决还是靠体制机制的深化改革。所以，基本、基础性制度才是最为关键的，但基础制度由三方面的制度安排组成，1）治理（governance），并且必定要具有依法治国强制能力（coercive capacity）方面的治理，2）具有诱因的激励制度，如市场制度，从而必定是包容性的经济制度，3）社会规范，也就是文化和理念的因素。在现代社会，也就是政府、市场与社会，而好的治理决定了好的市场和好的社会规范，其关键就是政府的定位要恰当。

为此，政府不仅要“有为”，也要“有能”。所谓有能，就是有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能将国家意志、目标转化为现实的执行力。政府的执行力和权威也是很重要的。政府执行力可以由两种方式体现。一种是由激励相容的制度来体现，这是一种自我实施、有“胡萝卜”柔性的有执行力的制度，特别是对经济制度如此。另外一种就是“大棒”强制性的政府有执行力的制度，如依法治国，规章制度及政策得到严格执行，严格起到维护（包括保护社会秩序、个体经济自由选择和财产等）和服务的作用。中国经济改革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除了提供大量激励机制的松绑放权的经济改革，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府具有强有力的执行力。

这样，经济上包容性和政治上强制能力（coercive capacity）都说明了政府的执行力（implementability）。经济上就是人性化的激励相容性，机制设计理论就是用implementability来等价表达激励相容的意思的，这是一种柔性的执行力，而强制能力却是一种刚性执行力。如果能综合采用胡萝卜加大棒再加上理念，晓之以理、待之以利和动之以情，差不多是将一件事情办成，如国家成功的充分条件。因此，具有激励相容的包容性经济制度和权威能力的政府制度的这两个执行力是一个国家成功的必要条件，基本解释了古今中外一个国家、一个朝代为什么成功，包括了几乎所有国家成功，而缺乏这这两个执行力中的任何一个在历史上基本上没有一个国家是成功的。

所以，让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其政府的定位是有能有为的有限政府。

正如我在9月6日《新京报》专访中指出的那样，“现在一个不好的风气是，只要你一谈到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就认为这是在否定政府的作用，即使在谈论中强调了政府应该发挥好的、恰当的而不是多的作用也被批评为‘市场万能论者’。一谈到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有限政府，或谈市场化改革，就有可能被归类为崇尚市场万能，新自由主义者，甚至是被认为是在鼓吹‘休克疗法’。这种做法十分不利于严肃学术和政策讨论的正常开展。”遗憾的是，这次林毅夫团队的做法依然如故。

如同去年林毅夫教授在《求是》发表的那篇几近全盘否定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文章所引发的争论一样，我被卷进了这场争论。本来我都可以完全事不关己、置身事外的，因为本身自己也有很多学术和行政上的事情要去处理，但是出于一种知识分子的道义、使命、责任和担当，鉴于事关改革发展的理念和方向性问题，我还是发了声。

之所以如此，就是由于理论都是有适用边界的，经济学家应该比医生更加有责任感，医生医治的是一个人，但经济学家提出的建议如果不好，危害的是整个国家和社会。所以，我们经济学家要有社会责任感，建言时一定要严谨再严谨，严肃再严肃。我也正是以一种理论求真的严肃、严谨态度在这次《吉林报告》的讨论中发表批评意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