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富仲当选为总书记这件事情本身可能内含着制度退化的因子，如果持续下去，只能让越南的自由化进程缺少制度支撑。第一，按照规定，65岁就要从权力岗位中退出来，阮富仲已经70多岁了，只是因为在越共党的决议中出现了“特殊情况”的条款，为阮富仲等大龄高官继续掌权开了后门，而这样的后门本身就是制度的漏洞，特殊情况变成了某些人的特权。在一个比较封闭的政治系统中，年龄的严格门槛可能是实现权力代际更替的最佳办法，这样减少了制度的不确定性和人为因素，以此作为各方妥协的最大公约数。

第二，越共从1986年开始改革开放事业，政治权威已经难以人格化了，大家都是凡人，已经难以再找到权威人物。换句话说，权力的常规化和制度化是不可避免的趋势，这一发展的逻辑也契合越南经济自由化的大方向。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培育最终会形成一种自我的秩序，真理让位于常识。阮富仲的连任，不仅破坏了越共任期制和年龄限制的默识与承诺，也不利于权力的代际更迭。

阮晋勇

70岁，的确已经不小了，但是对于政治人物来说，可能这是智慧沉淀的年龄，里根总统也是高龄入主白宫。年龄不是主要的障碍，主要是看通过何种方式获得的权力。另外，集权，至少是中央政府层面的集权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四驾马车的权力架构并不利于制度化，内政与外交脱节，更严重的是因权力斗争使国家的政策缺少连贯性和一贯性。阮晋勇的过激做法，比如2014年越南国内出现的反华行为，缺少来自高层的制衡，结构造成了比较恶劣的影响。阮富仲连任之后若能建立起制度化的集权，也算是一种进步吧。

阮富仲上台之后，中越关系是不是可以从低潮中走出来呢？短期来看，至少不会恶化，甚至会有比较明显的改善。毕竟阮富仲被视为“亲华派”，但是2015年7月，阮富仲也曾历史性地访美。中越两党之间的沟通渠道未必可以建立起两国的利益纽带。

中越关系在过去的一千多年来就比较复杂，反华思潮本身就构成了越南民族主义的一种刺激性因素，不要低估了越南捍卫本国利益的自利的做法和惯性。当年中美两国在越南角力甚久，两大国都将越南当作筹码，结果最终是越南把大国给耍了。与越南打了多年交道的基辛格也是深有体会，越南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弱小的棋子。

我们关注越共十二大的时候，尤其是越共的意识形态表述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也不要低估越共其实就是越南的化身，国家利益永远是第一位的。当年美国就是低估了这一点，多米诺骨牌理论才如此误国，让美国跌落在越南。中越两国之间有政党沟通的便利渠道，但仅仅是渠道而已。两国在南海的现实利益之争，以及历史上就存在的隔阂与分歧，不会因为阮晋勇的下台而结束，也不会因为阮富仲的连任而消除。比较务实的做法是，观察越共的制度化水平以及未来方向，在寻求两国国家利益纽带的同时，也要找到越南的后门与漏洞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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