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这种在移动互联网的媒介环境下，完成文化跃迁的，我国本土语境下的粉丝文化，不仅不是去政治化的，反而具有至少不输给以往任何一代人的政治参与意识，只不过他们有他们的方式。虽然他们的政治文化形态和政治诉求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些问题，但并不是说他们就没有自己的“政治”。

比如去年的针对台独言论的“帝吧出征”，那么大范围、大规模、大尺度、有组织、有效率、有目的地去有理、有利、有节地表达自身的诉求，这种现象是即便是80后也根本无法想象的。

再比如，《人民的名义》中的李达康、祁同伟，这些过去都是成年人世界的人物和话题，居然也受到了作为“网生代”的粉丝文化主体们的高度关注，这在既往的任何阶段也都没出现过。

虽然他们的政治文化形态有娱乐、恶搞的成分，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他们有自己进入主流现实政治生活的方式，有他们自己的诉求，并不是完全旁观的、戏仿的、外在的，而是有着更为复杂的面向。

正是这种我们不太好理解的，上述文化跃迁完成后的新一代人的代入感，开始在改写着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娱乐消费，电影自然也不会例外，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小鲜肉”们即便确实演得不好也还有市场的深层次原因。

这确实很悖论、很吊诡，因为在这个逻辑上，如果“小鲜肉”们演得好可能反而就没有这么大市场了。这也是我们这个年代的一大文化挑战，确实也是由深层次原因造成的，不能简单扣帽子。

马克思早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就提出了那个一直影响到现在的著名观点，大概意思就是社会底层不能自我表述，只能被表述。他认为，这是代议制民主的一个困境。

今天，如果我们在文化娱乐工业意义上讨论“小鲜肉”的接受群体，就并不难发现，从马克思开始进入到我们视野的那些“不能自我表述”的广大人群，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突然获得了史无前例的自我表述的渠道。“小鲜肉”现象出现的至少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那些“不能自我表述”的广大人群，作为新的消费、接受群体，开始浮出历史地表。

当然，我觉得讨论什么问题都不能坐而论道，都得细化具体讨论。比如都说互联网在影响电影，但是互联网是什么，通过谁影响的，中国电影理论界却根本回答不了。

根据工信部的统计数据，现在中国的网民有90%是没念过哪怕是三本的本科，近80%年龄未超过40岁，近60%网民没有正式工作，农村网民占比已近30%，迄今为止每六个网民中仍有1人在通过网吧上网。是不是挺令人震惊的？在过去，他们的诉求确实几乎从来都是不被主流了解和掌握的，基本是我们压根不知道的状态。

所以我们讨论粉丝文化、“小鲜肉”的时候，都不能空谈，因为这确实不是我们这个受过高等教育的，有着稳定收入的，工作也还算体面的小群体所能认识到的，我们过去上哪知道去啊？

今天的问题或者说主流媒介的尴尬就在于，在过去不管是启蒙时代的几百年，说大一点，整个几千年的历史当中，这些从来就没有获得过什么有效自我表述机会和渠道的广大群体，在短短五六年时间里，“突然”间就涌入到主流的视野中，自然会带来一些可能很长时间都无法处理的新问题、新格局。

那么在这基础之上，“小鲜肉”的问题就并不简单，他们和他们的粉丝可能真的就是挺low的，但我们怎么办？靠否定、贬低就能解决问题？答案显而易见。再加上以影视为代表的我国文化娱乐工业的现状，“小鲜肉”作为初级生产要素，价格与价值严重背离，导致小鲜肉成了天价片酬的替罪羊，成了票房下跌的替罪羊；但事实上，哪是这点事啊，这背后可能是一个高度复杂的时代问题。

当前“小鲜肉”们的最大“罪状”，就是作为文化娱乐工业的初级生产要素，其价格与价值严重背离，他们的天价片酬已经到了引起全社会关注的地步；但单就产业的逻辑来说，我们不应该把“小鲜肉”作为天价片酬，这个我国当前文化娱乐工业的结构性问题的替罪羊。

首先，不是只有“小鲜肉”才有天价片酬。比如，在王宝强离婚风波的那段时间，由于关注度飙升，他在综艺节目的片酬迅速地追上了吴秀波。为了突出刺激性效果，我们可以换算一下。现在一集综艺节目的录制时间大致是6小时，一季综艺节目平均12集左右，王宝强、吴秀波的一季片酬怎么也有四、五千万，那么每分钟是多少？他们每分钟能有三、四十万进账，刺激吧！王宝强显然不是“小鲜肉”，但他的片酬却丝毫不逊色于任何“小鲜肉”。所以，说是“小鲜肉”们把片酬拉高显然是不客观的。

第二，说票房不好是因为“小鲜肉”演技差也不客观。实际上从去年《叶问3》的票房造假事件以后，中国电影的票房就一直在下滑。去年勉强完成了年度KPI，今年第一节度又是这么多年来的同比首跌。

我去年2月在《人民日报》就发了文章，对这个趋势做出了完整的描述：一旦产值也就是票房增速，落后于产能也就是影片生产、院线放映的增速，那么结果就是灾难性的，就是由“通胀”行情转换为“通缩”行情。而这和“小鲜肉”有啥关系？国产电影的内容质量不行就是不行，别找借口和替罪羊。

“小鲜肉”是“小镇青年”之后，中国当代电影理论的又一个节点性的关键概念，它们其实都同置在一个共通结构的产业环境中，非常悖论：既是给国内电影票房冲锋的先锋队，也是国产电影内容品质低下的替罪羊。对于“小鲜肉”缺乏有力的理论把握，也和去年还在时髦的“小镇青年”概念一样，都是中国电影理论在当代无能的具体体现。

而且，“小鲜肉”现象之所以出现，这其中也有很中国、很东亚式的内生逻辑。举个例子，日本大型女子偶像组合AKB48就是早在2005年就出现了，那时距离移动互联网的出现还有7、8年的时间，但早在那个时期，“素人养成”的商业逻辑在日本的娱乐圈就已经是很稳定的套路了。

原子家庭、独生子女、生育率大幅下降、房价畸高……AKB48是在日本这样的社会结构和环境下诞生的。这个组合的绝大多数成员们都来自日本的普通家庭，我们看到的这些小姑娘是经过各种方式严格选出来的，而且她们还分好几组，有着很成体系的管理、运营办法。

2017年9月3日讯，上海，9月2日，前日本女子偶像团体AKB48成员小嶋阳菜出席YOHOOD活动。（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韩国的练习生养成模式其实都是参照了AKB48等这些日本模式，但韩国由于他们的特殊国情做的也更绝，基本都是从青少年阶段就签长期合同，职业生涯的几乎全部时段都是公司的。说白了有点“包身”合同的意思，只有中国练习生成名后，因为是外国人，又依托祖国的强大，才能够脱身，本土的韩国明星基本是插翅难飞。

我们国家现在也有不少娱乐公司开始走练习生这个模式。从中小学生阶段，娱乐公司就开始培养他们，通过网综、网剧等在互联网上营销他们的符号价值，然后不断圈粉，向前持续推进。韩国的练习生模式因为韩国特殊的国情，能控制住作为文化娱乐工业的生产要素的演员的价格水平，但是在我们国家想都别想，怎么可能那么做呢？是严重违法的。而好莱坞模式更是无法被我们复制的，因为好莱坞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发展，自由竞争、垄断、反垄断的发展循环，都已经有三四个来回了，而我们连第一波都还没完成呢。

那么，在中国的社会语境下，唯一能够和那种高度垄断、高度排他、高度专业的star/传统明星的行业逻辑相对抗的，就是“小鲜肉”们所寄身的idol/偶像明星的“网大、网剧、网综、网红”的素人偶像养成模式。这种模式肯定有问题的，很多问题也太过显而易见，但问题是我们有选择么？指望传统的影视格局自我革新、脱胎换骨，这现实么？

尤其是如果回到中国电影改革的史前史，当前诸如“小鲜肉”等一系列问题都是在“还债”而已。众所周知，在1990年代中期的时候，《侏罗纪公园》《玩具总动员》《泰坦尼克号》等好莱坞大片开始又一次压倒性地统治全球票房，不仅香港电影在东亚、东南亚曾经的广阔空间被挤压了，也给当时的内地电影造成了很大的刺激和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