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美国《福布斯》杂志亚洲版经济新闻编辑Yuwa Hedrick-Wong】许多经济分析人士对全球经济的预期正变得越来越悲观。5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称今年全球经济预计将收缩3%左右。此后，人们对未来的预期甚至变得更加悲观了。世界银行的最新预测数字是，全球经济今年将收缩5.2%，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甚至认为可能会收缩7.5%。人们预期中的V型复苏也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修改为U型复苏。

美国《福布斯》杂志网站2020年6月16日发表了该刊亚洲版经济新闻编辑Yuwa Hedrick-Wong的报道：《来自亚洲的后疫情时代展望》

新冠疫情将对全世界造成怎样的影响呢？《福布斯》杂志亚洲版的五位经济评论员最近与我分享了他们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虽然五位评论员看问题的角度各不相同，但他们的观点之间并非毫无联系。他们所谈到的内容包括：对新兴市场国家的明朗预期、亚洲国家成功的战略回应、日本政府的干预措施、供应链以中国为中心的局面日趋明显以及香港的战略重要性不会轻易弱化等。如果我们把这些内容综合在一起会意外地发现，他们对后疫情时代的预期是十分积极的。

苏曼·贝里（印度非盈利组织Shakti可持续能源基金会董事、美国万事达卡包容性增长中心高级研究员）：新兴市场大国在疫情结束后将风光不再吗？

中国经济在本世纪前10年的爆炸式增长使得许多人以为其他新兴市场大国也可以复制中国的成功。高盛公司2001年发明了“金砖国家”（BRIC）一词，认为全球经济的未来将由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这四个中等收入的新兴市场大国来决定（随后南非也加入了进来）。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金砖国家”一词还是很符合人们对这四个国家的最初预期的。

可是在本世纪第二个10年的后半段，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几个主要拉美国家的经济增长都失去了此前的强大动力，甚至在像美国这样的发达经济体有所恢复之后，这几个国家的增长也未完全回到此前的状态。如今再加上新冠疫情的影响，这几个国家的增长前景可能会更加暗淡。

英国《金融时报》的疫情信息发布指出，巴西、印度和南非的每日新增病例数仍在向上攀升，增长曲线还没有趋向平缓的迹象。不过，现在就根据疫情状况来判断其经济影响仍然有些草率。在疫情得到控制之前（巴西并未进行封城隔离，而印度和南非的封城隔离措施已经有所放松），很难相信这三个经济体内部的供应链能够完全恢复到疫情之前的状态。

除了内部遭遇困境，这些国家的外部环境也不太有利。2008年的危机源自大西洋两岸的金融市场，因此这些欧美国家对G20里面的弱小国家还是很慷慨的。不过在2008年之后的10年里也发生了很多事情，尤其是G7国家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态度，很难说是友好的。在目前这一更加重大的危机当中，看起来G7国家对新兴市场大国的态度会变得更加吝啬。国际流动性还很不确定，严重的资金外流以及海外汇款的减少都会使这些国家进入一个调整期。也许这一次，除了中国之外，发达经济体也将参与引领全球复苏。

在过去20年里，许多重大的经济、外交和安全预测都是基于人们对世界经济中心正在从传统的北大西洋地区向如今所谓的“印太地区”转移的判断做出的。而人们作出这一判断也并非毫无根据：人们普遍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将受到更好的教育培训，这些劳动力充裕的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将不断提高，而且通过不断深入的全球化进程，这些国家将获得更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知识。

不过，这种由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在疫情爆发前就已经受到了非议。正如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达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10年前所预测的那样，民主主权（democratic sovereignty）和冷酷的全球化进程之间如今在一些较贫穷的民主国家已经出现了难以调和的紧张关系，而特朗普政府关于市场准入的平等诉求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政治紧张。要知道，这一切还只是新冠疫情爆发前的情况。印度总理莫迪在5月12日的讲话中透露，印度今后将减少对外部依赖，变得更加自给自足。莫迪总理的这一表态可以被视为印度对上述紧张关系作出的一种政治回应。

那么，今后形势将会如何变化呢？首先，如前所述，发达经济体很可能会引领此次复苏进程；第二，即便存在更加强烈的全球化需求，但所有较大规模的民主国家都势必会变得更加“内向”；第三，虽然也许会有效率较低、歧视性条款等问题，不过地区性协议还是会比全球性协议更加受到欢迎。我们不要忘了，上世纪50年代欧洲和日本的重建以及上世纪80年代东亚国家的重建都是在今天的我们看来比较封闭的体制之下完成的，当时这些国家在事关国内和国外的一些重要领域作出了许多正确的决策。

新兴市场大国在过去的10年里表现平平，新冠疫情在给人们带来意外的震撼之余也会促使这些国家深入思考：今后该如何在一个不那么友善的国际秩序中生存甚至取得成功？当然，即便这些新兴市场大国在这一过程中只是取得了部分成功，我们也不能说他们的时代已经过去。正如那句老话所说，面对危机却不想办法加以利用实在是可怕的浪费。

马努·巴斯卡兰（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高级助理研究员、美国百年纪念国际集团董事）：我对疫情结束后的亚洲充满乐观预期

新冠疫情已经导致经济收缩、人口大量失业，这的确让人们对后疫情时代感到悲观。不过面对这一困境，亚洲国家并非毫无经验。1997年亚洲爆发了金融危机，当时的亚洲人觉得天似乎已经塌了一般。可是不出几年，即便受损最严重的亚洲经济体也恢复了稳定并实现了强劲的经济增长。我这样说并不是低估亚洲当前面临的困境，而是希望大家认识到，只要实施正确的战略，挑战是能够克服的，机遇也是可以抓住的。

首先，我们应该承认我们的确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疫情的规模之大必将导致家庭和企业对自己的经济行为作出调整，而这种调整必将使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在疫情最为严重的国家，许多家庭都会倾向于增加储蓄，这将导致社会消费额的下降。此外，跨国公司也会对自己的供应链进行调整，一些公司甚至会把设在亚洲国家的生产基地转移回国内。许多国家的政府都承受着高额债务的压力，而此时它们还要在医疗卫生和社会福利方面增加开支，这会导致各国政府进一步压缩生产性投资并提高税率。此外，一些国家甚至会禁不住诱惑诉诸贸易保护主义手段，而众所周知这样做是没有赢家的。

其次，我们不应忽视那些积极因素。这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亚洲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已经对所面临的风险有了充分的认识，他们在采取措施推进供给侧改革以确保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是其中的领导力量，中国正在推进一些重大方案和项目的实施以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具体内容包括：户口制度改革，这有利于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并刺激房地产市场；在高科技领域加强投资，以降低对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技术依赖；多个都市圈的规划建设；在特高压输电、城际交通网络等“新基建”方面加强投资。中国占全球经济产出的16%，中国必将为亚洲其他国家提供强大的增长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