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中国

“捧”之后通常就是“杀”，此即所谓“捧杀”。

在立法听证会后，美国政策战略家们精心设计了一套被认为极具战略意义的拟议机制——“国家安全快速通道”(National Security Fast-Track)。其核心逻辑是：将自动驾驶技术视同于半导体或航空航天等“国家战略资产”，通过精简监管流程来对抗外部（主要是中国）的竞争压力。

该机制的核心是从“审批制”向“备案制”转型。

在现行框架下，新型设计的自动驾驶车辆（如无方向盘等）的豁免申请，需要经过美国交通部下属的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NHTSA)漫长的公众评议和技术审查，时间长达两年以上，并且可能还无果而终。此前，福特、通用汽车等企业都曾经历过这一困境。

“快速通道”机制对于被认定为“美国本土核心技术企业”的申请者，如果其安全评估报告(VSSA)符合特定高标准，NHTSA必须在90天内做出准予或拒绝的决定，否则视为默认通过，以此消除长达数年的行政延宕，让技术迭代速度能跟上中国企业的节奏。法案并拟议将每年新增的豁免额度优先分配给通过“快速通道”认证的企业。除了政策优先的好处，还有实际的经济好处：进入通道的企业在开发符合联邦统一标准（V2X）的硬件时，可享受更高比例的联邦税收抵免。

当然，进入“快速通道”的企业也需要承担特殊的“国家义务”。在涉及国家安全或重大公共事故时，企业必须向联邦调查局或交通部开放加密级别的数据访问权限。企业高管需签署反间谍协议，确保其自动驾驶底层架构不会通过技术转让或并购被外部势力获取。但并非所有企业都能进入这条绿色通道，有严格的准入要求，或者说有“出身论”，核心是本土化要求。申请企业必须证明其核心算法研发、数据存储服务器位于美国本土或盟友国家。

同时，企业必须提交详细的供应链报告，达到供应链“净网”（Clean Supply Chain）标准。例如，关键硬件（如高性能激光雷达、算力芯片）需符合商务部关于“车联网系统安全”的拟议规则，证明其传感器和关键芯片不依赖于“受关注外国实体”，从而将中国产关键部件排除在外。

这实际上是为特斯拉、Waymo、GM Cruise等美资巨头量身定制的通道，同时将具有中国背景的自动驾驶公司和中国供应链排除在豁免机制之外。

对于这所谓的“国家安全快速通道”，各方反应不一。共和党人极力支持，认为这是赢得中美科技竞赛的“战时体制”，必须减少官僚主义。民主党人也是有条件支持对抗竞争，但同时担心“速度”会牺牲“安全”，要求保留随时关停通道的权力。本土企业，作为最大的受益者，自然是欢欣鼓舞，认为“中国威胁论”终于让美国监管从“阻碍者”变成了“加速器”。

然而，法律专家也提出了担忧：这一机制可能造成监管不公，引发未入选企业的歧视性诉讼。法院可能会裁定这种“快车道”属于“任意且反复无常”（Arbitrary and Capricious）的行政行为，或者违反宪法第五修正案的平等保护原则，从而导致政策被叫停。

“国家安全快速通道”不仅是一个行政简化措施，更是一道“技术护城河”协议。它试图在法律层面确立自动驾驶的领先权必须留在美国手中，且安全审查应服务于国家战略，而不仅仅是交通安全。在“捧”与“黑”中国之后，“杀”（遏制）中国自动驾驶的发展和全球扩张，便成为必然的结局。

美国国会大厦 资料图：新华社

“恐慌诱饵”

在反华政治人物和各方利益集团极力渲染自动驾驶产业“中国威胁论”的舆论大潮中，还是有不少清醒的专业人士对此提出强烈质疑的，并点出了这些话术背后的险恶用心。

比如，杜克大学教授、美国交通部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前高级顾问米西·库明斯就犀利地指出，所谓的“中国正在超越美国”是企业为了逃避监管而刻意制造的“恐慌诱饵”（fear-baiting）。

她特别强调，当前的自动驾驶系统仍存在严重缺陷，例如“幽灵刹车”以及视觉系统的“幻觉”（即系统感知到并不存在的物体）。她坚称，美国不应为了竞争而牺牲安全，中国由于监管体制不同，其所谓的“领先”未必适用于美国的法治环境。在技术尚未成熟时大规模推广是极度危险的，必然会有人因此丧生。

卡内基梅隆大学教授、安全专家菲尔·科普曼也有类似观点。他指出，自动驾驶行业所谓的“落后于中国”是一个逻辑陷阱，中国在部署数量上的领先并不代表技术本身的优越。他警告说，如果美国为了竞争而放弃严格的测试和安全水平审核，将会导致公众对该技术的长期信任彻底崩塌，这反而会毁了整个美国产业。

美国交通部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前代理局长大卫·弗里德曼则认为，行业企业在利用“地缘政治压力”来游说取消豁免限额。作为最了解行业情况的管理官僚，他指出，现有的2500辆限额从未真正阻碍过研发，公司完全可以通过现有的FMVSS合规车型（如保留方向盘的测试车，Waymo目前的自动驾驶车辆就是这种模式）收集海量数据。将“无方向盘限制”描述成影响美中AI竞赛成败的关键，在他看来是夸大其词。

立法者内部也有怀疑派，虽然共和党议员如克鲁兹极力推动竞争逻辑，但民主党内一些资深议员也表达过温和的怀疑。如参议员理查德·布卢门撒尔多次在听证会上质疑企业：“你们谈论中国竞争，是为了让我们忽视目前在旧金山发生的车辆无故停驶和阻挡救护车的问题吗？”他认为，如果技术真的领先，就不需要通过“讲地缘政治故事”来换取规则放宽。

美国国内不少人看透了反华派和利益集团的伎俩。他们认为，行业游说者正通过以下三个步骤实施“恐惧诱饵”策略：首先是制造焦虑，将自动驾驶与“中美冷战”和“AI军备竞赛”强行挂钩；继而寻求豁免，以“为了赢”为名，要求跳过原本严谨的联邦安全标准审批；最后是转嫁风险，通过立法将事故责任推向软件后，又要求限制公众的诉讼权，从而使企业获得巨大的财务利益。

结语

道路交通每年在全球造成130万人死亡，自动驾驶技术本应致力于提升交通安全、造福全人类，这是行业的共识。然而，美国的政客们却将之塑造为一个零和游戏，武断地要求必须由美国领先、采用美国标准，否则必欲除之而后快。

利益集团刻意制造“中国威胁”的恐慌诱饵，以实现私利，并鼓动设立遏制中国的机制。这或许能换来一时的好处，但捷径之后，往往是猝不及防的陷阱甚至悬崖，并最终危及美国自动驾驶乃至整个人工智能行业的未来。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