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理解芭蕾舞剧产权的特殊

以上有关舞剧《红》的著作权收益的分析不完整，因为我一直更多是从梁信的视角和立场上展开的。但世界各国的此类法律从来也不只为保护或更多保护著作权人。从理论上讲，所有立法都追求公平和平衡地保护所有相关方的利益，只是一国内，不同的社会利益群体、利益相关人或立法者对何为公平或平衡很少能形成共识，各自对立法、行政或司法选择的影响力也不同，因此必定导致不同国家的相关法律或法律实践有别。但无论怎么说，著作权法若不能令社会公众不同程度受益，进而令全社会整体受益，国家就没理由花钱花人力来保护著作权人的利益。

然而，在省略或弱化了这些考量后，上述分析仍没法表明梁信因舞剧改编而名利受损，更复杂分析就没必要了吧——这是一篇法理论文！

但此案仍隐含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产权配置问题，两审法院似乎都没意识到，至少从其判决中看不出其有这种意识。这是个在芭蕾舞剧改编创作表演中更凸显却具一般性的问题，或迟或早它一定会以某种方式再现在法庭前，因此才值得专门的讨论和对待。这就是，如何基于社会视角尽可能更有效配置如今日益增多的必定由众多作者共同创作之作品的产权。

有许多作品是由确定的单一作者在某一时间内独立创作的，有些甚至是任何他人无法替代的。这种创作可谓创世纪的。对于这种作品的著作权界定容易，保护也相对容易。但有很多作品，无论古今，是由特定或不同时空的许多人以不同方式共同创作或承继创作，尤其在今天，有许多作品甚至只能由许多人持续创作，甚至正在继续创作，如windows或word软件。舞剧《红》是许多人分别和/或共同的努力的结果，有些人甚至偶然介入，或并非典型的文艺创作原因而介入，也有所贡献。

对于这类作品，若神化作品生产中的某位/些参与者，借此把该作品相关的名利以著作权的名义赋予其中某个人或某些人，显然是不公道的。但一味相信并坚持个人权利，也不是个好出路。相反，一定会导致“反公地悲剧”，即众多权利人对某特定资源各自有权并能够阻止他人使用，或能相互设障，因此谁都没有有效的使用权时，这一定导致这一资源得不到从社会角度来看最充分的利用（underuse）。

从这个视角看，芭蕾舞剧《红》的纠纷就可能引发一个“反公地悲剧”。

梁信诉求之一就是，未经其另行许可，中芭不得演出根据梁同名剧本改编的舞剧。两审法院都明确拒绝了这一诉求，最高人民法院新近也明确要求“对因使用红色经典作品产生的报酬纠纷案件，不得判令红色经典作品停止表演或者演出”。

但梁信案判决（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通知）都没注意到，自然也就未着力解决其中隐含的这个“反公地难题”；此案的生效判决事实上还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支持或强化了这一难题。因为法院判中芭支付梁信的赔偿仅涵盖2003—2015年间。梁信非但随时可以再次起诉，还能够以此案判决确认的梁信的报酬权为“先例”和筹码，在新讼中争取对他最有利的交易。这个乍看对中芭很温和的判决无意中为舞剧《红》今后的演出创造了一个“钉子户”。

不仅如此，舞剧永远是集体创作演出，很难界定各自的个人权利，此案判决因此有可能被后来的争议人——以各种形式参与过舞剧《红》改编创作表演的人，特别是但不止是此剧说明书标明的那些主创人员——用作案例，主张自己在舞剧中有限但很难排除的权利。这种“不让我好过，那谁都别想好好过”的情况从来不曾远离我们。

因此《反公地悲剧》的作者当年曾警告过：反公地悲剧很难克服；相关的决策者——此案中也即法官——一定不能只关注明晰产权/权利，一不小心创造了“反公地”，而应更多关注哪些权利可以并应作为一束权利，从而令本可能碎片化的“反公地”成为一项能用的财产（usable property）。

法律人更需要的是务实有效的制度措施，而这类措施不大可能来自纯概念分析或逻辑演绎。因此，一种务实可靠的做法或许是，既然芭蕾舞剧是多人共同创作的，也许我们可以先考察一下此前相关业内是如何处理这类问题的，以及其中有哪些道理。

首先，在芭蕾舞业内，确实几乎所有作品都是改编作品，但对原作和原作者一直不重视，无人关注，偶有提及，也只是提及而已，从没像舞剧《红》那样，在主创和主要演职人员的名字不出现的地方，如舞剧票上也出现梁信的名字。

我们通常只知道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胡桃夹子》和《睡美人》，几乎从没人想过或在意过这些芭蕾舞剧是根据谁的故事或剧本改编的；我们说比才的《卡门》，也很少有人知道或在意这改编自法国作家梅里美的同名小说（小说中译名为《卡尔曼》）；芭蕾舞剧《灰姑娘》显然改编自格林童话，但人们仅提及该剧的作曲（普罗科菲耶夫）和编舞（扎哈罗夫）。

芭蕾舞剧《奥涅金》从来被认为是编导克兰科的代表作品，但也许因为众所周知，居然省略了舞剧根据普希金的叙事诗改编。更奇怪的是，尽管该舞剧是柴可夫斯基作曲，用的却不是柴可夫斯基为歌剧《奥涅金》创作的音乐，编导乱点鸳鸯谱，硬是用了德国作曲家施托尔策研究、整理、编排和配器的柴可夫斯基的一些名气稍弱的杂七杂八的作品。诸如此类的例子在芭蕾舞剧界太多了，可以说比比皆是。

其次，芭蕾舞剧的创作和表演一直更强调和倚重舞剧编导，最后才是必须与舞蹈协调一致的音乐创作或编排。但被公众用作评判舞剧质量的却趋于是舞剧的作曲家，或是具体演出某剧的那个芭蕾舞团。因此，这才有了前面提及的比方说，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或《奥涅金》，比才的《卡门》，或是某某芭蕾舞团的《天鹅湖》或《葛蓓莉亚》；而根据普罗科菲耶夫（作曲）的芭蕾舞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则被各国或各地芭蕾舞团演绎出了各种版本。

辽宁沈阳，交响芭蕾舞剧《罗密欧与朱丽叶》演出（图/东方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