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需要国际法。”——特朗普在《纽约时报》采访中的强硬表态，像一记重锤砸向欧洲。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被美军强行带走、押上纽约法庭后，美国又接连质疑北约、放话美国“必须拥有”格陵兰岛。

当美国自己开始撬动国际规则体系，欧盟赖以自居的“法治与制度优势”还剩多少硬度？特朗普“唐罗主义”思路的回撤，会把欧洲推向怎样的战略选择？在国际秩序重新分层的关键节点，中欧关系又会出现怎样的变量？观察者网连线旅法学者、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宋鲁郑，带来他的最新解读。

观察者网：在美国强行控制马杜罗的行动中，欧洲政界一方面强调维护国际法与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但另一方面，欧洲却不承认马杜罗政权的合法性。比如欧盟外交事务高级代表卡娅·卡拉斯称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尊重国际法原则和《联合国宪章》，但多次声明马杜罗缺乏合法性，法国总统马克龙甚至直言委内瑞拉人“应该为马杜罗下台欢欣鼓舞”。这背后反映出欧洲国家在处理委内瑞拉问题时怎样的矛盾与复杂心态？为什么欧洲会出现这种立场上的自我矛盾？

宋鲁郑：就欧盟以及法国等欧洲国家在这次事件中的表态而言，最大的问题是他们既没有明确谴责此次美国的行动，也没有宣布任何制裁措施——这和2022年他们对俄罗斯军事行动的反应是完全不同的。

如果把这一点放到历史脉络中对比，会更清晰。2003年伊拉克战争前后，萨达姆政权同样并非西方意义上“被认可的合法政权”，但法国等欧洲国家仍然坚决反对美国动武，核心依据就在于当时美国的行动违反国际法与《联合国宪章》。

在俄乌冲突问题上，欧洲同样将“国际法”与《联合国宪章》放在道义与政治正当性的核心位置。正因如此，当欧洲在美国对委内瑞拉动武问题时不再坚持同样的反对力度，就呈现出一种强烈的“双重标准”，这是他们最大的问题。

至于欧洲为何会出现这种自我矛盾，根本原因在于当前欧洲在俄乌冲突上高度依赖美国的军事与政治支持。无论是希望在战场态势上形成对俄罗斯的压力，还是在未来谈判中争取一个尽可能有利、至少“体面”的结果，没有美国的介入，欧洲都很难单独实现其目标。在这种依赖之下，欧洲就不得不顾及与美国的整体关系，并在关键时刻作出让步。

2024年12月7日，马克龙与特朗普、泽连斯基会晤后走出爱丽舍宫。 图源：新华社

当然，欧洲也没有完全放弃他们的价值叙事，不少领导人仍然在公开呼吁对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遵守和重视，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他们与美国相比，仍然对道义有所坚持。但在现实利益面前，这种坚持往往需要“打折扣”，最后不得不在政策上妥协。

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说，这种“双标”并不只是欧洲的特殊现象。所有国家在处理国际问题时都可能在原则与利益之间反复摇摆，进而呈现出“双标”。

我们也可以以新加坡为例：新加坡对俄罗斯的谴责同样十分强烈，但对美国的批评却非常克制。原因并不复杂——新加坡在安全上对美国存在依赖，美国在当地拥有军事存在；同时，美国的力量远强于俄罗斯，新加坡因此也不愿过多冒犯美国。

归根结底，价值往往会让位于现实的国家利益，这正是欧洲在委内瑞拉问题上表现出矛盾心态的深层逻辑。

观察者网：确实，在2022年俄罗斯对乌克兰展开军事行动时，欧洲各国普遍站在乌克兰一方，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进行了强烈谴责，并将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冲突框定为“民主与专制”“侵略与反侵略”的二元对立。

宋鲁郑：是的，这首先与欧盟长久以来的安全认知有关，俄罗斯一直被欧洲许多国家定义为“敌对国家”。在欧盟内部，波罗的海国家以及中东欧国家的立场尤其强硬，它们基于历史记忆与安全焦虑，对俄政策往往更激进。在这种情况下，欧盟层面为了维持内部团结、避免成员国立场分裂，不得不在叙事与政策取向上向强硬派让步。也就是说，谴责俄罗斯不仅是价值判断，更是维系欧盟内部政治一致性的现实选择，这也是符合欧洲整体利益的。

其次，谴责俄罗斯能够给欧洲带来道义上的效力。欧洲把俄乌之间的冲突上升为“民主与专制”的对立——这是一种政治动员与国际传播策略。通过这种道义化、二元化的叙事，欧洲能够强化自身立场的正当性，提高对俄施压的国际效果，并争取更多包括全球南方国家在内的第三方国家的支持。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赞美国的“斩首”行动，并希望美国可以将同样的战术实施在俄乌冲突中。 图源：今日俄罗斯

观察者网：如果从历史上做个对比，在2003年美国出兵伊拉克和后来的叙利亚军事干预中，欧洲国家的反应和态度存在显著差异。特别是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前，法国和德国等国家明确反对美国的单边行动，强烈要求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冲突。您怎么看待这种前后差异对比？这反映了二十多年来，欧美关系发生了哪些变化？

宋鲁郑：当然，历史原因也很重要。比如一战、二战、冷战时期，美国总体上都是欧洲的盟友。二战里苏联也曾是欧洲的盟友，但到了冷战阶段，双方就变成了敌对关系。从文化角度讲，欧洲和美国在文化传承、血缘关系上更直接；而俄罗斯通常被视为斯拉夫文明、东正教传统，与西欧乃至整个欧洲的基督教文明、以及美国的基督教文明，确实存在一些差异。

再看2003年的背景，当时欧洲可以说“如日中天”，一体化进展顺利，欧元推进也很顺利。以法国、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实力，和今天完全不一样，所以它有底气对美国说“不”。而且当时法国的领导人是希拉克，他是典型的戴高乐主义者，这里面也有很强的个人因素。在他的带领下，法国联合德国、俄罗斯，包括中国，在联合国以及国际舆论上对美国形成牵制。归根结底，还是实力——当时的欧洲不像现在这样依赖美国。

同时，那个时候欧洲也没有面临明显的外部威胁，对美国的需求没有今天这么强，所以才能更坚定地说“不”。欧洲当时也相信自己会成为世界上一个重要的“一极力量”。

另外一个因素是具体利益。当时牵头的法国与伊拉克关系非常密切，有几十年的合作，包括核电站相关技术、武器贸易等，伊拉克也是法国武器的重要采购方之一。这些现实纽带，会影响法国的态度与投入程度。

如果对比今天的差异，我觉得主要有几个方面。第一还是实力不同。第二是利益不同：2003年欧洲在伊拉克问题上的立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赢得国际上、尤其是多数国家的支持与认可，法国的国际地位也因此提升，并带来一些具体收益（包括后续在中东市场的政治与经济回报）。但今天，欧洲很难再通过类似立场达到同样的效果。

这二十多年来欧美关系的变化，我概括三点：

第一，实力对比变化非常明显。2008年金融危机、阿拉伯之春、英国脱欧、特朗普第一任期对大西洋关系的冲击、新冠疫情、主权债务危机，以及后来的俄乌冲突等，都让欧洲长期处在被削弱的状态。就实力而言，它已经缺乏像2003年那样对美国说“不”的底气。

第二，美国自身取向也发生了变化。2003年前后，美国更多体现的是单边主义；而现在更像是孤立主义倾向——“只管门前雪”，更关注太平洋方向、更强调西半球事务，对大西洋关系的重视程度在下降。与此同时，欧洲又非常需要美国的支持。在这种背景下，再加上一些现实摩擦（比如围绕格陵兰岛的相关表态与压力），欧洲也不敢过度刺激美国。

第三，依赖关系加深。2003年时欧美之间在很多议题上还算相对“平等”的互动；现在欧洲对美国的依赖更强、程度更深。这三点叠加起来，就形成了你说的那种“前后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