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越南国会本月即将批准《欧盟-越南自由贸易协定（EVFTA）》，所以援助一下欧洲非常正常。只是欧洲没有想到，堂堂的西方文明发源地发达国家，怎么连越南这共产党领导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也需要呢？这放在冷战时候，可是可以证明西方制度的失败啊。但西方就是有能力，在舆论上把越南的行为引导为对中国的挑战！呵呵。

越南向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国捐赠了55万个口罩。图片来源：越通社

对韩国则侧重于抗击疫情的经验，请看：“与西方国家选择测试重病患者的做法相反，韩国采用了大量的测试棒，每天对15000多人进行测试筛查，不放过任何无症状带病毒者。他们还采用多种手段，在不同场所和地点对过往人员进行测试，至3月初，疫情传播趋势戛然而止，每天的新增病例降至100人以下。广泛使用测试棒的办法大大降低了死亡率。因为病患初期的诊断会有效地遏制病情发展。而法国各大医院目前的做法却恰恰相反。”

事实上韩国的做法是学的中国，但我们什么时候看到西方媒体这样表扬过中国，而且还是与西方的不足进行对比？宣扬韩国无非是要说中国成功经验算不了什么，至少不是唯一。更绝口不提世卫组织唯一推荐的就是中国方法。

但重要的是其结论：“一些国家抗疫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不过，各国国情不同，文化背景各异。面对百年不遇的大瘟疫，各国只能视各方面的具体情况而采取具体措施。”

这里要说重点了：仅仅一个抗击病毒的方法还要讲国情，强调文化背景，那么当西方把它们的政治制度当作普世价值向全球推销的时候，可否强调过国情和文化背景？

我前面的日记提到西方民主制度在中国行不通的几个原因，比如转型代价太高、渐进式不存在、必然导致多民族国家解体以及西方会趁人之危，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西方现在所强调的国情和文化背景。

我1月在台湾观选时，买到殷海光的高足、“中央研究院”林毓生院士的大作《中国激进思潮的起源与后果》，他在文章《为什么在中国实行民主是如此艰难》说出这样一个感悟：

“最简单的答复是：民主作为制度与文化而言，并非我们的传统所固有。它不是自发的，而是从西方文明引进来的。移植任何外来文明的成分到一个新的环境里来，要看这个新环境的土壤，是否适合它的成长。但，客观上，我们的土壤却没有多少——并不是一点没有——适宜民主成长的养分”。

和我一样，林先生也认为民主的制度与文化只能由渐进演化而来，但中国并没有适合这种渐进演化的环境。

正如西谚所云：“文化是制度之母”。英国政治哲学家艾德蒙·伯克一再强调，任何制度的变更一定要从自己的传统中延伸而来。无独有偶，中国著名学者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也有类似的结论：

“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生。纵使有些可以从国外移来，也必然先与其本国传统有一番融和媾通，才能真实发生相当的作用。否则无生命的政治，无配合的制度决然无法长成”。

“制度决非凭空从某一种理论而产生，而系从现实中产生者”。

“试问哪里有无历史因袭的政治，无传统沿革的制度，而可以真个建立得起来的？”

儒学大师梁漱溟在《中国文化的命运》一书总结民国乱象时也认为：

“我们历年所以不能使所采用的西方化的政治制度实际的安设在我们国家社会的原故，全然不是某个人的罪过，全然不是零碎的问题”。

“因为中国人民在此种西方化制度之下仍旧保持在东方化的政治底下所抱的态度。东方化的态度，根本上与西方化刺谬；此种态度不改，西方化的政治制度绝对不会安设上去”。

中国几千年的政治传统，简而言之就是只有一个政治中心。这和儒家文化强调世俗化、政治上突破血缘限制的科举制有关。由于世俗化，宗教在中国社会发挥的作用极其有限，也根本无法与强大的政治权力抗衡。科举制令中国存在高度的社会阶层流动，其后果就是中国从未有一个稳定强大的贵族阶层，从而无法对政治权力形成挑战和博弈。这和西方文明皇权、教权和贵族多方博弈、制衡完全不同。

北大法学家贺卫方曾非常惋惜地说：中国由于实行科举制，消灭了贵族，从而历史性地丧失了民主化的机会。

当然贺卫方先生是研究法学的，不是政治学者。要知道，东西方政治学者（包括福山）的共识是：由于中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打破血缘关系选拔人才的国家，因此中国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具有现代性的国家。中华文明数千年领先于世界，皆与此有关。英国直到十九世纪中期，由于官员昏聩无能玩忽职守导致克里米亚战争失利，才在压力下改革文官制度，逐渐以才能作为选拔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