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民主化隐含着国家分裂的危险。

在一个国家还没有产生牢固的民族认同之前，实行民主极易让国家分崩离析。这在已经建立起成熟民主制度的西方国家，也是无解的难题。前有苏联、南斯拉夫、捷克和斯洛伐克以及后来的印尼。今有英国（苏格兰）、西班牙（巴斯克）、土耳其（库尔德）、法国对科西嘉、加拿大魁北克。

2014年9月，苏格兰独立公投一度沸沸扬扬。

中国被认为到二十世纪才成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中华民族这个概念还是上世纪初由梁启超提出的。客观来说，“中华民族”还没有成为各民族的共识。这也是为什么今天仍然存在疆独、藏独和台独的原因。这是为什么疆独、藏独和台独都希望中国民主化的原因。分裂的代价显然是中国无法承受的。

第四，西方循序渐进的民主化过程不可复制。

西方通过渐进方式，逐步建立起成熟的民主制度，像是从种子长成大树。英国如果以1688年的“光荣革命”成功为起点，到出现政党、再到最终实现普选用了两百多年的时间。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也基本如此。美国黑人1965年才有了公民权，瑞士1971年才实现普选。这个过程经过漫长的发育和演变，伴随着经济市场化、宗教世俗化、文化多元化、国家民族化、社会公民化、法制化等的发展。但是，西方国家却没有给转型国家循序渐进的机会，而是迫使它们在瞬间突变、休克方式完成民主化，好比“整树移植”。用一句话解释这一现象：高级民主一但产生，就不会再提供低级的合理性。但激进式的民主化造成的代价也是极为高昂。

民生的发展有可能导致民主的产生，而民主本身却无法推动经济的发展。纵观人类历史，没有一个成功的国家是在完成现代化之前就实行普选民主的。在现代化完成之前实行普选民主的，没有一个国家是成功的。

第五，西方出于地缘政治的需要，可能会借机彻底根除中国的潜在威胁。

这样的手段早已在俄罗斯身上使用过。上世纪九十年代，俄罗斯和东欧同时进行休克疗法改革。东欧成功了，俄罗斯却失败了。索罗斯在《开放社会》一书中提到，西方支持东欧而拒绝经济援助俄罗斯。他一语道破：这不是经济问题，这是地缘政治。

举例为证。前苏联解体时，唯一一艘核动力航空母舰乌里扬诺夫斯克号已经建了40%。由于俄罗斯无力承担后续的建造费用，便停泊在乌克兰造船厂。尽管俄罗斯已经衰落至此，这艘航母也无法再建，但西方仍然不放过。于是便上演了如下一幕：苏联解体后第一个到造船厂来的客户，是一家挪威的造船公司。它向尼古拉耶夫船厂下了建造6艘大型商船的订单。这些商船很大，以至于只能在尼古拉耶夫造船厂建造“乌里扬诺夫斯克”的0号船台建造。同时订单很急，要求马上就要开建，而且定金很丰厚。为此，就要空出船台来造商船。船台怎么空出来？造了40%的“乌里扬诺夫斯克”号还放在船台上，总不能强行让它下水吧？

建到一半的乌里扬诺夫斯克号

就在尼古拉耶夫造船厂方面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另一家美国废旧钢铁回收公司找上门来，由副总裁亲自带队，说要收购废旧钢铁，而且开价一吨450美元，这个价格大大高于当时国际废钢铁的收购价格。还有比这天上掉馅饼更好的事吗？还有别的选择吗？一边等着要0号船台，一边急着要废钢铁，而且开高价；一边佣金丰厚，一边收购价格可观，甚至连定金都给了。尼古拉耶夫船厂上上下下，已经没有别的选择，毕竟生存下去才是最重要的。于是，他们决定把这艘完工40%的苏联海军第一代核动力航空母舰彻底解体。

就在解体工作基本结束时，西方的两家公司突然同时变卦了。挪威船厂通知尼古拉耶夫造船厂，由于市场环境影响，原来的订单取消，违约金照赔。美国钢铁回收公司也派来了一个新的代表，说不了解国际市场废钢铁的行情，但后来公司总裁认为太贵（国际市场不高于200美元）而违约，继续卖也可以，价格降到150美元而不是450美元一吨。这样戏剧化的转变，谁能说是巧合。

如果中国进行民主化转型，上文中的“西方”不但不会让转型成功，还会令中国永远丧失发展的机会。

上述理由都是些历史经验，反观今天的中国又如何？

当下中国广大农村仍是一个宗法社会，而不是西方以公民社会为基础的权、责、利清晰的法治社会。经过三十多年的市场化改革之后，各个层面都已经结成了以利益为基础的关系网，这就是所谓的“利益集团”。打破这种网络的唯一手段就是最高政治权利。假设实行西方式的民主制度，一方面各个层面的利益集团将利用所控制的资源，把任何可能挑战它们的力量通过选票排斥在外，另一方面，它们也得以通过选票将自己的利益合法化。这时的最高政治权力为获得选票，就需要地方上的利益集团支持，不但不能制约各种利益集团反而需要向他们俯首。这样一来，社会公正将更加远离中国。

自从1840年中国第一次被来自海上的文明打败之后，以西方为师便日益成为中国各界的共识，并经历了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的过程。然而越来越深化的学习并未挽救中国的命运，从而又引发了逆向的反思。梁启超1903年在美国考察8个月后得出了醒悟般的结论：“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如冬之葛，如夏之裘，其如于我不适合！”可谓振聋发聩，当是最早打破西方迷思的知识分子。只是以今天中国观之，这个历史任务仍未进入尾声。

英国《金融时报》著名专栏作家马丁·沃尔夫如何解读英国是否应该学习瑞士：“首先，与英国相比，瑞士规模小得多，也没有特别大的地缘政治议题；其次，瑞士人长久以来一直实行直接民主，他们早已习惯这种模式了；第三瑞士人民非常成熟、谨慎、保守。有人认为，随着民众逐渐成熟，他们会作出更为明智的决定，但英国民众不熟悉直接民主，英国有着不同的政治结构、政治文化、媒体、政治辩论方式等等，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贸然实行直接民主结果将会非常糟糕”。

假如我的六大理由还无法说服诸君，那么就请看看沃尔夫的这三大理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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