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阿拉伯之春来到西方的非盟友利比亚和叙利亚之时，西方则一反常态，挥舞着“民主”的大旗进行干涉，却在地缘政治上犯了巨大错误。结果利比亚的无政府状态和叙利亚的内战导致了欧洲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难民潮以及恐怖袭击潮。本来西方已经在之前的阿拉伯之春中，自己把“民主”遮羞布扔掉了，没有必要再靠叙利亚和利比亚来粉饰和遮掩，还是应该考虑实际的国家利益，但却再一次应对失误。

不管中东崩溃与否，近在咫尺的欧洲都得“养”，与其弄成难民按国际标准养在境内，不如支持当地既有政权养在中东本国，代价和成本低得多。可是欧洲却没有这样选择，宁愿在家中亲自接待这些难民。当然后来在无法承受的情况下，不得不寻求由欧盟提供资金，让土耳其接下全部难民。只是早知现在，何必当初？世界一直视德国总理默克尔为西方难得一见的优秀政治人物，结果却在难民一事上显示不过金玉其外罢了。特朗普说默克尔正在毁掉德国，并非危言耸听。

2013年2月8日，开罗解放广场，埃及抗议者呼喊反政府口号

特朗普将可能把美国推下制高点

如果说应对失当的反恐战争和阿拉伯之春是外交层面，经济危机是内政层面，那么当特朗普崛起时，就直指西方的核心政治制度了。

可以说整个西方之所以对特朗普感到恐惧，并不是害怕特朗普胜选后真的会兑现其政策——三权分立的设计决定了特朗普要么一事无成，要么向体制妥协——而是特朗普现象本身对西方制度的否定。

西方一人一票的制度设计一直无法解决的问题是如何避免民粹式领导人的上台。特朗普从西方标准来看，是一个反体制、反传统的政治人物。满嘴的政治不正确打破所有禁忌：性别、种族、宗教信仰。而这些都是西方价值观最重要的核心：信仰自由、人人平等。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公然反对西方价值观的人物、一个被本党公开反对的人物，却得到了选民的普遍支持。可以说体制反特朗普的力量越大，民间支持的力度就越大。

目前，特朗普现象第一个令西方无法解释的是，美国是人类近代以来第一个（有限）民主共和国，堪称西方模式最重要的代表性国家，何以直到今天选民仍然如此容易的被民粹所主导。支持特朗普的人并不仅仅是下层白人、受教育程度不高的群体和占领华尔街的激进人士，还有大量的中产阶层，更有上层精英。迄今为止共和党内已有两位退选的总统候选人转而支持特朗普。

第二，面对特朗普的崛起，共和党高层并不是寄希望民众的觉醒和神圣的选票，相反却采用非正常的类似国民党的手法，试图阻止特朗普。共和党大佬、2012年竞选过总统的罗姆尼竟然公开指责特朗普是“骗子、欺诈者”，“把美国人民当傻子”。国会议长瑞恩（Paul Ryan）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这两位共和党领袖更是长期反对特朗普，说他无法代表共和党。另一位共和党元老级人物，小布什时期的军事外交智囊卡根（Robert Kagan）也声称他不支持现在共和党的任何一位总统侯选人。更有60名共和党情报、安全、外交界的大佬联名公开反对特朗普，表示要竭尽全力阻止他。人们常说美国是例外之国，这种广泛受到民众支持的候选人竟遭本党大肆反对的现象，确实在他国闻所未闻。

2015年12月10日，反对者在纽约集会抗议特朗普言论

此外，已经久违的暴力重现美国大选。民主党的支持者居然跑到特朗普的集会上抗议，引发暴力对抗。支持桑德斯的左翼组织“MoveOn”发表声明，承认该组织帮助学生印刷抗议口号和聘请示威者踩场。这已经不是普通民众的自发性反对，而是政党对抗，以暴力手法干扰选举。更令人不安的是，特朗普已经声明如果他在选举领先的情况下不能获得提名，将引发暴力冲突。其实以现在的情势看，不管特朗普胜选还是败选，暴力现象恐怕都难以避免了。

如果把暴力现象仅仅归于特朗普的选举风格，显然是不公平的。如果美国社会没有如此之多尖锐的矛盾和冲突，民众没有如此之多的愤怒和不满，单凭一个特朗普怎么可能？要知道在过去，这样的候选人早就被选民淘汰出局而不是大受欢迎。

中国学者型官员王沪宁在早年访问美国后曾写有《美国反对美国》一书。他提出：“任何政治体制，最为根本的问题之一是如何进行权力交替。这个问题不解决，社会就难以有一个持续的稳定的政治秩序……政治规矩和政治传统之所以有作用，在于它们能保护统治阶级内部不同团体之间的权力关系。”

可是看看今天的美国，世人难免浮起疑问：美国这套体制真的解决了权力交接问题吗？

现在特朗普又拿下一个重镇，但是否能够入主白宫，还是未知数。一些偶发因素比如美国经济是否突然恶化，是否发生新的恐怖袭击同样关键。但假如成真，那后果就如前世界银行行长、小布什政府的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所说的：“特朗普如果当选总统，美国将不再安全，我们在全世界的影响力也将被极大削弱。”

美国是否安全只是次要问题，关键在于美国将很可能丧失其制度软实力和道德制高点，甚至出现逆向移民潮亦未可知：大量的美国人涌向全球寻找安全和新的梦想。

可以说特朗普是美国历史发展到今天的必然，是这个国家和它所代表的文明衰落的自然结果。至于未来如何，还需要看这个体制的革新能力——毕竟许多为美国辩护的人依旧认为民主不一定能带来好的结果，但当不好的结果出现时可以进行修正。可是这个体制如何应对2008年持续至今的经济危机和现在的政治挑战呢？全球化导致西方大量的制造业流失，中产阶级已萎缩为绝对少数。互联网和金融业主导的潮流下，使得获利群体仅为少数精英，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当经济问题无解时，政治问题可有解？

最后引用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教授、主要研究美国政治和政党制度的学者丹尼斯·约翰逊教授的评论作为结尾吧：“中国的情况与美国的情况完全不同，你们的国家有你们解决问题的方式，而且要比我们现在显得疯狂的制度更加有效率。”（《探访美国两党政治》，赵忆宁著，36页）。虽然这个评论发表于2013年6月，但现在看来，世人想必都已明白“疯狂”两字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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