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比较客观地站在美国的国家利益上建议，全面支持国共两党。国民党将要为争取美元竞争，他们将被迫进行改革，改变政策、改变实施政策的方法、改变当时的反动领导，向着与中共合作的方向前进。他们确信美国给中共的援助，无疑将使国民党不可能发动内战，将能推动中国政治潮流，向着达成联合政府的方向发展。

有没有理想化？有没有不成熟？有没有对中国的政治过于天真的认识和理解？完全有。

但是相比较后来叫赫尔利的“蠢货”一边倒地倒向国民党，把整个中国局面搞得一团糟的政策而言，“迪克西使团”对于美国来说，是中美早期交往史上一个罕见的历史机遇。他们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1944年11月，毛泽东在延安会见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赫尔利，阐明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资料图）

在二战走向尾声的1945年、抗日战争即将结束的大背景下，在中国这个地方，这是事实上代表着新中国未来的最具朝气蓬勃和活力的中国共产党，和当时已经成为最强大的超级大国——美国的第一次近距离的接触。

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因素干扰，但是实事求是地讲，“迪克西使团”这批人思路是相当不错的。不管是美国国务院中国科的科长、后来升到远东司司长的范宣德，还是在美国驻华使馆工作的戴维斯，又或者是在“迪克西使团”中发挥重大作用、前途无量的谢伟思，甚至于其实并不怎么亲共、甚至有点讨厌共产主义、整天劝着毛泽东放弃武器参加联合政府的包瑞德上校。

他们至少明白一件事：对于他们而言，意识形态在其次，从客观的国家利益、政府的能力来说，他们希望美国政府跟共产党人搞好关系。

到1945年的2月28号，谢伟思和卢登写了最后一份分析时局的报告，报告给美国国务院，建议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军事上的合作，以击败日本。当时美国驻华大使馆的代办叫乔治·艾哲逊，他表示同意批发。这份电报得到了美国国务院亚洲司长约翰·文森特的支持，认为美国应该利用中国一切能同美国合作的力量对日作战。

但在美国国内述职的赫尔利看到这封电报后极为愤怒，表示只可能执行援蒋政策，不想也不能促进国共和解，更不要说要国民政府进行民主改革。1945年6月，谢伟思被美国联邦调查局FBI以通共间谍嫌疑逮捕，两个月以后宣布谢伟思无罪。

1950年代初麦卡锡主义猖獗时，谢伟思又受到迫害，被开除出国务院。但是，谢伟思不服控告，不停地抗辩。美国最高法院终于判谢伟思无罪，又回到国务院任职。1963年，谢伟思在53岁的时候决定提前退休，去从事国际问题研究工作。

谢伟思在美国国务院堪称前途无量，做一个副卿是没什么问题的。冷战初期包瑞德离开延安之后曾经获得过从上校升准将的一个机会，被赫尔利否掉了。他甚至被美国政府中亲国民党的力量谴责，成为麦卡锡主义的牺牲品，基本50年代初期就退役了，到科罗拉多大学教中文，终其一生。“迪克西使团”这批人成为了意识形态的牺牲品，最终走向可以是说是悲剧的。

看中美之间早期交往的失败，“迪克西斯团”在延安尽管带回来很多明确珍贵的史料，让大家看到了事实，了解了什么是真正的中国共产党，向大家展示了如果未来中国是处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美国有可能从中获得怎样的收益。

1944年7月，周恩来欢迎陪同美军观察组的叶剑英抵达延安（图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对中国的历史，美军观察组在不经意间做了一些贡献。比如1945年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意味着在中国立刻有了一场竞争——国共双方之间围绕受降日军和伪军展开了一场争夺战。一直负责和美军观察团打交道的18集团军的参谋长叶剑英，以非常轻松的口气向观察组提出帮忙的请求，运一批人去八路军总部参加对日寇的最后一战。1944年末开始，18集团军太行军区弄了一个简易机场用来接待访问的美军观察组人员，还用于转运被救助的美军人员。

对于观察组来说这就是一次常态化的飞行，但是历史告诉我们其实事情没那么简单。8月25日，20个人（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林彪、肖劲光、滕代远、陈赓、薄一波、江华、宋时轮、陈锡联、杨得志、、李天佑、张际春、王近山、邓克明、邓华、陈再道、聂鹤亭、傅秋涛），是中共各大战略区的主帅和一批最能打的将领，上了飞机。朱德当时的秘书黄华看到这些将要同机飞往晋东南的中共将领后，担心万一没法沟通出问题，主动要求担任随行翻译，成为这架飞机上第21个乘客。他把这段经历写到了自己的回忆录里面。飞机顺利着陆之后，这些将帅立刻赶赴各自战区。

9月9号又飞了一次，运的是聂荣臻、萧克、罗瑞卿、刘澜涛，还有郑维山等另外一批人。从延安运到了晋东北的灵丘。这两波飞行，为这些中共将领争取到了1到2个月的时间，对于抗战结束以后华北和东北的形势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但观察组的积极影响也仅此而已。作为一批主要由中下级军官构成的使团，尽管他们带着务实的态度来到根据地，用他们的眼光看到了什么是真实的中国，并且结合材料对中国未来的命运做出了正确的判断，但是他们并不能真正意义上左右美国的对华战略和政策。

归根到底，美国的对华战略和政策更多地建立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在力量、利益这些深层次的结构性因素基础之上。同时手握决策权的仍然是坐在遥远华盛顿的办公室里的那些身居高位的美国决策者，带着各种各样刻板印象。某些人虽然在中国，但是因为意识形态和其他一些个性化的因素，毫不犹豫站在蒋介石那边。

20世纪50年代，美国有一场讨论所谓谁失去了中国，弄得好像他们曾经有过一样。毫无疑问，意识形态的偏见、对于中国的刻板影响、对于真实中国信息和现状的扭曲，导致中美早期交往没有朝着一条正常和健康的轨道上展开，走了很多弯路。

今年建党100周年，中美关系再度来到一个十字路口。我们曾经一度希望美方能吸取这些教训，但至少这届美国政府仍然在展现人类最大的悲剧——所有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唯一的历史教训就是人们从不吸取历史教训。美国人拒绝吸取教训。

也许我们中美关系还要再经历一段动荡和波折，但看早期的历史，相信最终在经历各种各样的，冲突，动荡，摩擦之后，在新的力量对比和结构性因素趋向于稳定之后，中美之间仍然可以建立起一套稳健的关系，健康的关系或者说相对稳定的关系，

像中国第一代早期领导人表现出来的不卑不亢的态度一样，他们的自信建立在对自身实力充分认识的基础之上，对于今天的中美关系，回顾这段历史毫无疑问是非常重要的经验。

下一讲我们要介绍一个很特殊的人——赫尔利。他作为一个身处特殊敏感位置的人，当时是罗斯福总统在中国的代言人，像钦差大臣一样，权限相当高。他的站位、他的想法、他的举措对中国历史是会产生影响的。谢谢大家。

（整理/观察者网 赵珺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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