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关税并非推高美国价格的唯一因素

中美两国结构性的价差在电动汽车行业可见一斑。特斯拉上海和加州超级工厂生产相同的Model 3和Model Y车型。2024年全年，上海工厂以2万名工人生产100万辆车，而加州工厂以2.2万名工人生产46.4万辆。因为中国电动汽车被禁止进入美国市场，特斯拉Model 3在美国售价比在中国高32%-47%，但即使以名义增加值计算，特斯拉上海人均劳动生产率也是美国同行的两倍。

在太阳能组件领域，2024年中国工人人均产量是美国的2倍，而2023年约为3倍。但中国人均名义增加值在2023年仅比美国同行高约1.8倍，到2024年接近持平。这个变化反映了中国自2020年以来因内卷和生产成本降低使得产品价格下跌60%，而美国的价格因关税和《通胀削减法案》的补贴而上涨。

除了关税，其他结构性价格差异进一步放大了美国制造业按名义增加值计算的产出。两国制成品价差远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平均购买力平价调整的指数（2024年为2.04，即1美元在中国的购买力是在美国的2.04倍）。例如，美国同类药品价格通常是其他国家的3倍-10倍。上海君实生物开发的癌症药物特瑞普利单抗（Loqtorzi），在中国价格为每剂280美元，在美国则为8892美元，即加价30倍，在美国销售收入（扣除20%许可费）80%归于美国分销商Coherus，而Coherus虽不生产任何产品，在美国也被归类为制造商。

4.无工厂商品生产商

苹果公司和英伟达等许多美国公司为“无工厂商品生产商”（Factoryless Goods Producer），因为它们不参与产品的制造。在2013年之前，美国统计部门将无厂生产商归类为“批发贸易”或“服务”部门。但大约从2013年开始，美国将它们统统归类为“制造商”。

据估算，2023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中约30%-40%（即2.9万亿美元中的7000亿至1万亿美元）来自国外外包商所创造的价值，而无厂生产商占总增加值的12%-15%，即3480亿-4350亿美元。实际上，外包的增加值并非美企所创造。

相比之下，2023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中只有不到5%（4.7万亿美元中的2000亿-3000亿美元）外包到海外。

如果美国像中国一样，仅以国内实物生产来定义制造商，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将缩水30%-40%。这就是为什么简单使用两国数据对比人均制造业增加值或劳动生产率，就好似将一篮子苹果与一篮子苹果和橘子的混合物相比，必定得出错误结论。

中国制造业的优势主要基于其劳动生产效率。中国工人的平均名义工资比美国低80%，这不是因为劳动生产率低，而是因为中国整体工资水平过低，这也与人民币汇率被严重低估有关。混淆制造与非制造，且未充分考虑价格差异的影响，应是之前的研究得出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远低于美国的原因。

由于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较高，且工资水平远逊于美国，吸引许多美企将生产对华外包，而自己专注于设计、产品知识产权的开发、品牌的推广以及营销。专注产品设计和创造知识产权，而将生产外包给生产效率最优的海外生产商，是美国的优势，而非劣势。美国目前考虑的“再工业化”政策，如迫使苹果公司在美国境内组装手机，则是倒行逆施，扬短避长，不大可能成功。如付诸实施，美国劳工就业机会将从高增加值转移到低增加值，结果只能降低国民收入。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市场的竞争优势主要基于其不断提升的生产效率，且正在向价值链的高端攀升，而将低端制造逐步转移到工资更低的国家。这看似步美国和日本等先进经济体的后尘，但不同的是，中国制造业不断改善的生产效率，包括采用自动化和人工智能赋能，可以保持甚至扩大其全球竞争优势，使国外的竞争者难以逾越，从而长期将高端制造能力保留在国内。表2显示，中国在高端制造中的产量已超越美国，这正是其劳动生产率不断提升的体现。

中国高端制造业的规模已超越美国

制造业是中美竞争的关键领域。中国后来居上，不断地向高端制造攀升，在全球取得优势，且以日益提高的劳动生产率保持优势。而美国要再工业化，也应着眼于扩大其在尖端领域的优势。试图重拾在很多一般制造领域失去的优势，结果只能适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