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您如何比较西方对伊朗实施的制裁与对古巴和委内瑞拉实施的制裁？从策略或模式上来说，它们是比较相似的还是说较为不同的？

塞塔雷·萨德奇：西方对伊朗、古巴和委内瑞拉的制裁具有一个普遍特点，那就是经济孤立模式——其核心是旨在通过石油出口限制、金融限制和贸易壁垒，向反对美国干预并拒绝屈服于帝国主义野心的民选政府施压，通常这会导致被制裁国通货膨胀激增、货币崩溃以及药品和食品短缺等人道主义紧张局势。

然而，制裁的具体策略有所不同。以伊朗为例，对伊朗的制裁是全面和多边的（自1979年起由联合国、美国、欧盟实施，2012年至2018年间达到顶峰，包括石油禁令和踢出SWIFT系统），在针对核/防御计划的同时，也针对广泛的经济部门，尽管伊朗通过与非西方伙伴（中国、俄罗斯）的贸易进行了一些调整。

再看古巴，古巴自1960年以来就受到美国的单边禁运：剥夺其进入美国市场/使用美元的机会，并限制旅游和汇款，导致了古巴长期的停滞，但古巴也通过多元化联盟和社会服务培养了经济韧性。然而，古巴非常依赖委内瑞拉的石油，以及墨西哥被迫拒绝援助古巴后，现在古巴的情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重。

在委内瑞拉的案例中（在特朗普任内于2014年至2019年间加剧），制裁制度侧重于对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的二级制裁，对其高度依赖石油的经济打击最重，具体包括：石油产量下降了76%，通货膨胀率飙升了114,000%，相比之下对伊朗的影响相对温和。

再次强调，对于所有这些敢于维护主权和独立立场的国家，实施这些制裁的借口包括：国家支持恐怖主义（古巴和伊朗）、侵犯人权以及毒品走私（主要是委内瑞拉）等。尽管叙事和部分策略不同，但主要目标是迫使这些独立国家屈服，并惩罚任何试图与它们建立正常关系的国家。

但现在的情况已经不同了，看看西方自己暴露的问题：爱泼斯坦文件以及那位直接喊出“这一切都是为了石油”的白痴美国总统——他们想要再针对这些国家采取政权更迭行动和残酷制裁的理由根本站不住脚。

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在2日警告称，如果无法与伊朗达成协议，可能会发生“糟糕的事情”。东方IC

马可：尽管迄今为止从未成功，但为什么美国在近50年后仍然坚持要推翻伊斯兰革命政府？

塞塔雷·萨德奇：“为了民主！”“为了解放伊朗妇女！”，就像他们“解放”了叙利亚人、伊拉克人、利比亚人、阿富汗人一样。

抛开讽刺不谈，美国一直试图通过社会和经济操纵、制造战争共识、占领、军事入侵或支持恐怖主义和暗杀来实现政权更迭，以用傀儡政权取代独立的主权政治体系，从而将该国的自然和人力资源拱手让给帝国主义势力。

以委内瑞拉为例：马杜罗总统曾愿意允许美国公司投资委内瑞拉石油，但美国想要的不是购买其他国家的资源，而是免费掠夺它们，而无需支付费用。

基辛格有句名言：做美国的敌人是危险的，但做美国的朋友是致命的。这是因为美国没有盟友：你要么是敌人，要么是奴隶！美国只接受奴隶。看看欧洲是如何屈从于美国要求的；特朗普像对待小学生一样对待欧盟领导人，而他们甚至不在乎！

伊朗是少数几个拥有数千年文明、能够自卫、不屈服、不投降、不被吓倒的国家之一。事实上，伊朗让他们害怕，因为它不仅能反击，而且也是任何想要拥有主权的国家的榜样。

马可：任何关于伊朗的辩论，甚至在拉丁美洲的反帝国主义圈子里，都会引发对伊朗所谓缺乏妇女权利的批评，这当然离不开美西方的干涉。

其中，首先提出的问题总是“强制佩戴头巾”。我于2025年11月在德黑兰，注意到街上有大约30-40%的妇女没有戴头巾，而在年轻女性中，我估计超过一半没有戴。您是一位社会科学家、国际关系专家和德黑兰大学的教授，并且您也佩戴头巾。您如何分析头巾这一具体问题以及妇女在当代伊朗社会中的地位？

塞塔雷·萨德奇：不幸的是，针对伊朗的宣传战影响到了我们所谓左派的朋友，包括拉丁美洲的朋友。

正如您提到的，伊朗政府已经在头巾问题上有所退让，因为社会已经发生变化，对不同的着装文化习俗变得更加包容。但即使在最近的变化之前，很大一部分女性人口也自愿佩戴头巾，将其视为其文化和身份的一部分。她们遮盖自己不是因为男人告诉她们这样做，也不是因为被迫，而是因为那是她们的信仰。

为什么不同的文化习俗会成为其他国家的关注点？拉丁美洲的 femicide（杀害女性）比率非常高，但这能证明对它们国家实施残酷制裁和侵略是合理的吗？这样的制裁是有助于这些国家的妇女权利，还是事实上侵犯了她们的权利并使情况进一步复杂化？伊朗妇女约占大学生总数的70%，并且在社会运动中非常活跃。

有许多非政府组织与妇女合作，以增强她们的能力、教育她们并保护她们的权利。伊朗妇女不需要外国势力告诉她们什么是对的或如何捍卫自己的权利。她们非常清楚如何催化一场革命，而这正是她们在1979年与伊朗男性一起所做的，以将美国和英国的手从她们的国家中移除。伊朗社会不是铁板一块。关于妇女权利，包括头巾的辩论，一直在大学、社交聚会和议会中进行。伊朗妇女有能力推动她们希望在社会中看到的变化。

2月11日，在伊朗首都德黑兰，民众在阿扎迪广场参加纪念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47周年集会。新华社

马可：在您看来，伊朗妇女在革命后的主要成就是什么（教育、工资、其他权利等）？您如何将其与礼萨·巴列维国王政权时期的妇女状况进行比较？当今妇女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塞塔雷·萨德奇：当前，伊朗妇女参与国家决策以及学术领域的情况，与革命前相比已经有了天壤之别。在家庭、婚姻、离婚和平等薪酬等相关事务上，妇女权利得到了改善，虽然总有改进的空间，伊朗妇女仍在努力争取和改善自己的权利，但妇女融入决策体系已经促进并将妇女的声音纳入议会和政府。

如今，伊朗比1979年革命前拥有更多的女性编辑、作家、医生、大学教授和运动员，包括国家队运动员。主要原因之一是，伊斯兰共和国允许妇女成为社会、教育体系和决策体系的积极参与者，而无需妥协她们的伊斯兰和文化价值观。如果人们想知道巴列维独裁政权对妇女权利的立场，可以观看被废黜的国王关于妇女权利的采访，他在自己的妻子面前说，他不相信妇女可以成为领导者或担任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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