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桑德拉·菲茨杰拉德 译 观察者网/武守哲】

当都柏林防疫指挥中心主任托尼·霍罗汗（Tony Holohan）谈到新冠状病毒的时候，他手上正捧着一本《蝇王》，作者是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作家威廉·戈尔丁：“人类的文明在大灾面前显得过于脆弱了。”

他还说，人类作为社会存在者，在巨大压力袭来时往往会做出一些反社会的举动。本星期二爱尔兰西部的卡斯尔巴（Castlebar）镇的镇长麦克考马克（Eugene McCormack）早上9时20分看一眼手表，在新的冠状病毒登记表上写下了“24”这个数字，这个确诊数在下周有望破百。

一周前，爱尔兰政府已经宣布取消原本将要进行的“圣帕特里克节”。上周三，临时成立的危机小组将开始每天召开两次例会。

白天，空空荡荡的卡斯尔巴的大街上几乎已经完全看不到汽车的轰鸣声，居民们待在家里自我隔离，通常营业至下午6点的咖啡馆2点就关门了，体育馆和健身房过去一个月也处于完全歇业状态，当地书店和鞋店的顾客很少。国营药店里的药剂师们穿着厚厚的防护服，只能透过隔离玻璃窗用夜间服务窗口和患者交流。

妇幼保健中心已经拒绝了新生儿家属的探视，方圆70公里内唯一一个监狱也禁止亲属探监。儿童用品的跳蚤市场，社区老年人足球比赛等一系列有可能招致人群聚集性的活动也已经全部取消。

2月15日，一名男子在当地狂欢节协会主办的圣帕特里克节排练活动中上演了一出戏剧芭蕾，他在3月初被确诊感染了新冠状病毒肺炎，引起了当地社区四千多人不小的恐慌。

上周三，爱尔兰出现了首个因新冠状病毒而致死的病例。截止到3月17日，爱尔兰的新冠病毒确诊病例数为223。

卡斯尔巴镇政府每天都会录制一段视频放到社交媒体上，自从新冠状病毒危机爆发以来，截止到上周二，他们已经发布了十一个视频。在发布的第六个视频中，镇长麦克考马克这样说：“我们不会封锁全镇，因为这和我们自由开放的社区传统不相符，哪怕是全镇人都感染了，我们也坚持通行自由。当疫情逐渐不可控之时，我们依然需要坚守最基本的价值观底线。”

新冠状病毒疫情如此大范围的传播很显然和全球化背景息息相关，但对其采取的基本隔离措施（包括隔离区和“确诊者禁区”）则起源于中世纪。那时，爱尔兰的地方行政长官负责在患有鼠疫的门上标上十字架。但是现在镇政府认为考虑当地居民的感受是第一位的，不能对疑似患者做过分的隔离标识。

根据爱尔兰国民传染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报告，目前爱尔兰80%的疑似感染者中只有轻度症状或根本没有症状，估计死亡率在0.7%到0.9%之间。市政府面临着艰难的抉择，如果相关防疫法规太宽松，则疫情很可能会在国内大范围蔓延，但如果控制过于严格，则会对本来已经很严峻的国内经济形势雪上加霜。

然而，当卡斯尔巴镇的小学和日托中心陆续关闭的时候，这种措施还是引来当地居民的不少非议。参加“圣帕特里克节”彩排的一个女士已经预约和当地公共卫生部门取得联系，而公共卫生部门则指示她先联系家庭医生。当家庭医生上门时，她才知道当时参加彩排的300人中，她是唯一的接受测试者——因为当地没有足够的医疗资源给密切接触者一一测试。

除了检测能力和诊断资源不足之外，爱尔兰丧葬指导协会（IAFD）的一则声明帮防疫部门分担了一些舆论压力：任何死于冠状病毒者都必须立即火化而无需再举行各种遗体告别仪式。而且这份声明还要求尸体必须要放在殡仪馆的隔离冷冻室中，不得做防腐处理，死者家属只能通过手机接收讯息，丧葬部门也不再提供交通服务。

移走遗体后，任何用于运输死者的车辆均应进行深层清洁。IAFD的发言人说：“很遗憾，作为一个有深厚天主教传统的国家，我们现在无法为死者提供周全的葬礼服务，我们并非对死者家属缺乏同情心，而是保证整个社会更加有序和安全，我认为死者和死者家属也会站在我们这一边。”

2019年3月17日，英国伦敦的爱尔兰裔民众头戴绿帽喜迎“圣帕特里克”节（@视觉中国）

爱尔兰卫生部的官员第二天则抨击丧葬协会的声明毫无意义：“这完全没有必要，疫情监视中心（HPSC）也已经和他们取得联系，并且和都柏林的所有验尸官做了必要的沟通。”

北爱尔兰卫生部长罗宾·斯旺（Robin Swann）表示，爱尔兰北部已有222人接受了新冠状病毒的检测，其中12例为阳性。上周三宣布的五例最新病例中，其中两名患者有意大利北部旅行史。疫情危机小组已经把这五个人过去半个月的行迹追踪“升至最高紧急状态”。

然而，卫生部门却无法忽视丧葬指导协会发出的这个警告，即一旦新冠状病毒在爱尔兰大规模爆发，目前国内火葬场的殡仪馆数量无法承受大量死亡带来的流水线作业的压力，如果加上强制性的教堂第三方服务部门所需要的必要流程（如果卫生部可以说服丧葬服务部门取消简化服务协议）的话，参照意大利、德国和西班牙疫情发展的一般情况推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