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退的迹象

如今，两个秩序都在恶化。尽管冷战很早之前便已结束，它所创立的世界秩序却以一种更加零碎的方式瓦解——部分原因在于西方试图将俄国纳入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努力铩羽而归。“冷战秩序”瓦解的标志之一是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在1990年对科威特发起的侵略行为。该行动如果发生在往年，很可能因为风险过高而被莫斯科制止。尽管核威慑（nuclear deterrence）依然存续，但是支持核威慑的部分军备控制协议已经被打破，其他协议也开始瓦解。

虽然俄罗斯未直接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以下简称“北约”）采取军事挑战，但其行为表现出其对打破现状的愿望越发强烈，包括2008年对格鲁吉亚以及从2014年开始对乌克兰使用武力、经常在叙利亚无差别地进行军事干预、侵略性地使用网络战来试图影响美国和欧洲的政治结果。所有这些行为都是俄罗斯拒绝接受旧秩序的主要约束的反映。从俄罗斯的角度来看，北约东扩计划（NATO enlargement）一样与原秩序下的约束相冲突，其倡议显然与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的名言“胜者应宽宏大量”不符。同时，俄罗斯还认为，北约于2003年发起的伊拉克战争以及2011年在利比亚的军事干预行为，虽然打着人道主义的名义但却迅速演变成“政权更替”，也不符合其所理解的世界秩序理念，是不合法的恶意的行为。

“自由秩序”有其自身的瓦解标志。威权主义不只浮现在显眼的地方，例如中国和俄罗斯，也出现在菲律宾、土耳其和东欧。国际贸易取得进展，但是近几轮贸易谈判均未能达成任何协议。世界贸易组织（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也被证实无法应对如今最紧迫的挑战，包括非贸易壁垒和窃取知识产权。国际社会对美国利用美元实施制裁的怨愤和对其累积的债务的担忧不断上升。

如今，联合国安理会就世界上多数冲突的解决而言可有可无；国际协议无法在更广泛意义上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联合国安理会的组成越来越无法反应当今世界的真实力量分布；“反种族灭绝”（against genocide）和“在一国政府无法承担起保护其国民的责任时可为干涉”（asserted a right to intervene when governments fail to live up to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their citizens），这两条原则虽形成协议，国际谈判却从未将这两者付诸实际。《不扩散核武器条约》（the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Treaty）仅允许5个国家保有核武器，但现在拥有核武器的却有9个国家（事实上许多其他国家也可以选择有样学样）。欧盟（the EU），这个截止到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区域安排，正苦苦挣扎在英国脱欧（Brexit）以及移民和主权的争议之中。放眼全球，各国对于美国主导地位的抵制愈发强烈。

权力转移

秩序的瓦解是如何发生的呢？我们可以从对“欧洲协调”逐渐解体的分析上获得有益的借鉴。如今的世界秩序苦于应对权力中心的转移，主要表现在：中国的崛起，反对秩序重要方面的几个中等大国（尤其是伊朗和朝鲜）的出场以及对国内外秩序施加严重威胁的非国家组织（从毒品卡特尔到恐怖主义网络）的出现。

技术和政治环境也发生了重要变化。从气候变化到科学技术更加广泛传播，全球化对稳定的影响体现在方方面面。经由全球化，一系列试图推翻秩序的组织和个人也在科技发展中受益。由于国家间的不平衡加重、2008年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紊乱、贸易和科技引发的失业、越来越多移民和难民的涌入以及社交媒体传播仇恨的力量，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势力激增。

同时，有效的治理手段明显不足。现有的机构无法应对全球变化。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设置不能反映当今世界上的力量对比。然而，实际的改革却又不可能，毕竟那些将丧失影响力的国家会阻止一切改变。为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其中包括气候变化和网络攻击）而建立有效架构的努力显得不足。欧盟的错误选择——即，决定建立共同货币却不制定统一的财政政策或者建立银行业联盟（banking union）、对进入德国的移民不设上限——引发了人们对现有的政府、开放边界（open border）以及欧盟本身的强烈抵制。

美国采取的行为一方面显得不自量力且代价高昂，包括其试图重建阿富汗、入侵伊拉克以及在利比亚寻求政权更迭；另一方面在维持世界秩序上却又后退一步，并且在一些行动中缩手缩脚、花费甚巨。在大多数情况下，美国并不是在关键问题上，而是在一些边缘性的问题上不愿采取行动。决策者们因认为在这些问题上不值得付出代价而取消行动，例如在叙利亚冲突中，美国便没有能够在叙利亚第一次使用化学武器时采取有意义的行动或者为反政府组织提供更多帮助。这样的犹豫使其他国家更加倾向于无视美国的担忧而独自采取行动，例如沙特领导的也门军事干预，以及俄罗斯在叙利亚和乌克兰的行动。有趣的是，“克里米亚战争”标志着“欧洲协调”的结束和当今世界秩序的巨大后退。由于特朗普政府退出众多国际协议以及其在曾经被视为不可违背的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同盟承诺上谈起条件，国际社会对美国可靠性的怀疑倍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