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前两天我有幸和牛津大学的教授、前世界银行的副行长伊恩•戈尔丁有过一番交流，我也问了他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资本流动的方便程度远远超过劳动力，造成了极大的不平等。戈尔丁教授认为，中国在这方面有优势，政府不会被资本游说，而西方国家是相反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应该加强道德教育，让所有人意识到资产转移避税是不道德的，同时还需要关闭所有的避税天堂，全球需要协调、共同治理。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权衡：法国经济学家，《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提出过要对全球征收资本税，这是一种理想，但是现在的经济全球化与主权国家的发展，其实是有矛盾的。

从经济全球化来说，它可以做到大部分要素和资本的流动、市场的相互开放，但有些要素是完全无法流动的。主流经济学讲过一个道理——市场竞争的结果是所有要素的边际报酬都会相等，这是个数学的概念，现实中在要素不完全流动的情况下，这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我认为，对主流经济学中的要素全球性完全流动假说应当予以质疑，资本与劳动一定会有收益的差别，而且很大。

托马斯•皮凯蒂他的书《21世纪资本论》（图：金融时报）

所以在要素流动的过程中，很难从全球治理的角度去应对这个问题。要素流动是在不同主权国家之间发生的，不同国家之间发展差异、发展阶段不一样，一个国家的政策只能在国家内部生效，资本流动到了其他国家，政策没办法跟进，因此很难有好的办法从全球视角来进行治理。

戈尔丁教授讲到，把免税天堂全部消灭。但是免税天堂是市场化的产物，也几乎是一个无政府管理的机构，所以我觉得没有办法去这样做。最核心的问题还是要发挥主权国家政府的作用，根据自身国家的发展需要调整资本的流入和流出，最终得到双向协调发展。

比如中国，我们的外汇储备多了，就会鼓励走出去对外投资，如果外汇少了就收紧一些。有些西方国家说，你为什么不让外汇自由流动？不是之前就定下政策，转向对外投资吗？我说，中国从来没有说只会对外投资或者单向的开放发展。单一的走出去，最终对这个国家会非常不利。

英国当年是世界第一强国，英镑也是世界货币。但是随着她的贸易全球化带动投资全球化，从资本输入国变成净输出国，结果英镑地位就衰落了。美国替代英国成为世界第一，但是美国制造业到了一定阶段也向日本、韩国转移，出现了产业空心化。

现在美国提出制造业回归，却很难了，因为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已经形成了，不可能你叫它回去就回去，不只是单独搬迁一个工厂，现在全球贸易中，中间产品贸易是主流，产成品只是一小部分，除非把全球产业链都搬过去，否则不可能。

后来日本、韩国也出现了产业转移，尤其是日本，出现经济长期停滞。但是我们观察一下德国，它在全球化中产业链保持非常完好，服务业、制造业都在发展。这样的经济体在应对危机的时候，表现得更稳健更好。

所以全球治理无法有效改变一个国家内部的不平等，一国内部的不平等只能依靠国家内部的治理。

美国一位研究全球化很有名的教授，丹尼•罗德瑞克（DaniRodrik）说过，全球不平等和国家内部不平等是相互矛盾的，全球平等了，但是有可能的结果就是一些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增加了。

最典型的例子，回到中国和印度来说，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印两国（尤其是中国）减贫取得很大成功，使得世界经济不平等程度总体有所下降。但是，发达国家内部不平等是在增加的，因为全球化导致的产业转移使得这些国家的工人失去了工作，这就是皮凯蒂所说的发达国家内部不平等的原因。

全球治理主要针对的应该是跨国犯罪、气候、核武器、生物多样性等等，这些才是大家应该联手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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