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无影无形、高度传染的病毒引发美国股市暴跌，让停滞不前的经济为之战栗。工厂和商店纷纷关门；从百老汇到拉斯维加斯，灯光变得暗淡；医院的重症病房不堪重负。美国人的心情充满困惑和怨恨，还夹杂着恐惧。重灾区的封锁和主要城市的“居家令”对控制疫情至关重要，但也加剧了人们的心理压力。

《中美聚焦网》3月31日刊文《 “指责中国”让无辜者处于险境》

可悲的是，人们对灾难的反应往往是寻找替罪羊。例如，1923年发生毁灭性的关东大地震，谣传说这是东京的朝鲜族居民造成的，结果成千上万的人被屠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严峻的经济状况通常被认为是导致反犹主义抬头的关键因素，这种如毒素般蔓延的反犹情绪最终引发了大屠杀。

目前世界上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尚未遭到新型冠状病毒的袭击，因此国际合作尤为重要。然而，边境障碍、封城、关闭和隔离等措施引发的恐惧使得原本相互联系、相对无障碍的全球化世界处于防守态势。数千架飞机停飞，火车空无一人，高速公路上几乎没有汽车，世界著名旅游景点如同成了鬼城。

尽管有记录显示保持社交距离和减少人员流动对疫情防控有好处，但是随着严格边控、旅行禁令以及物理障碍等措施的采取，各地忧心忡忡的人们思想和想象的大门也同步关闭。

只有科学家才能明确回答有关新冠病毒起源的问题，但是武汉这座城市在公众意识中已和病毒产生了不可磨灭的联系，因为新冠肺炎的第一波疫情就是从那里爆发的。撇开冠状病毒从何而来的尖锐问题——除了要提到大多数科学家认为这种病毒诡异又自然地由动物传染到人——“指责他人”的游戏（blame game）并不急于一时。

武汉是第一个遭受微生物侵略者大规模袭击的城市，其死亡病例超过3000人，感染病例数万，几百万人困在家里，苦恼和痛苦显而易见。

然而，人类令人遗憾的歧视倾向很快就萌发并扎根了。没过多久，中国各地开始对武汉同胞心怀警惕。依托同样薄弱的逻辑链，当疾病从中国传播到泰国、日本、韩国和其他邻国时，世界开始对中国抱有偏见。

这是不公平的。科学家和医生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一点，但政客有自己的目的，而且大众的偏见不可能用魔杖一挥就能消除。这就是为什么像世卫组织这样的国际组织呼吁经验丰富的医疗专业人士为病毒找一个不指向任何种族或地域的名字。

“COVID-19”并不是一个吸人眼球的术语，但它包含了关于爆发年份和冠状病毒分类的信息。

当官方命名出现时，更普遍的术语“冠状病毒”被广泛使用，以至于在描述新型冠状病毒时，它仍然是默认选项。虽然“冠状病毒”不如官方命名精准，但它作为社会术语也是无可非议的。

然而，在远离中国本土的地方，人们开始编造其他名称来描述这种危险的病原体，如“武汉流感”和“武汉冠状病毒”(《纽约时报》曾使用过)等术语开始被随意使用。来自美国阿肯萨州的参议员汤姆·科顿在整个危机期间一直在指责中国应为病毒负责，发表旨在煽动和激起反华情绪的声明。尽管科顿对中国的仇恨早在疫情爆发之前就存在，且深植于一种僵化的反共世界观之中，但他利用此次疫情，将自己的政敌与这种可恶的病毒混为一谈。

尽管有一些头脑发热的人发表了煽动性的言论，但这种将中国列为病毒同谋的提法在今年2月逐渐消失，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主流媒体谨慎地坚持使用科学术语COVID-19或更笼统的术语“冠状病毒”。

但在3月初，特朗普总统极其亲密助手们在全美话语体系中发起了新一波污名化的语言。操控性民粹主义以及对保守政治选民隐性偏见的利用开始发挥作用。那样说话的不再是聒噪的电台主播和红脖子政客；更确切地说，我们国家最高级别的官员们对这些言论辅以修改，意图获得政治加分，用来对抗真敌人和假想敌，因此这些言论不是那么容易被忽略。

美国首席外交官、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在3月的第一周开始在官方声明中使用“武汉病毒”和“中国冠状病毒”，为急于将责任归咎于中国的隐性种族主义者提供了政治掩护。他持续使用这些词汇，在G7集团和其他国际论坛上引发了激烈的讨论。

特朗普总统两个月来一直声称，这种病毒不过是普通流感，但最终还是被美国国内不可否认的疫情爆发所撼动。不愿接受指责的他，发现用“外国病毒”这个词可以把因为他玩忽职守招致的批评进行转移。这个煽动性的词没有直接给中国贴上标签，但到那时，“假定有罪”的说法已经广为流传，而他的支持者也越来越频繁地对中国说坏话。

（观察者网凯莉译自《中美聚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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