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社会文明与政治、政权形式

今人大多认为：政权是公共生活的核心。与政权相关的政治生活左右公共生活形态。那么，何为“政治”？

政治被普遍理解为“对公共生活的治理”。谁在治理？许多学人不愿明指“政权”，因为脑中有“民权”，有民权与政权两分，有民众对政权参与的程度差别，有民众在公共生活中的“自治”。但是，无论多少人参与，治理公共事务的机构就是政权；大到中央政府，小到村庄自治机构，都是政权。

政权是治理公共生活的机构。政权何以能治理公共生活？政权垄断暴力，不容许私人使用暴力解决纠纷。而且政权垄断税收，所有人须向政权缴纳维护社会秩序的费用，无人“富可敌国”。换言之，垄断暴力和税收的各级机构就是政权。政权所及之处发生的事就是政治。凡不涉政权之事就不属政治，凡涉及政权之事必属政治。结婚是私事，本与政府或政治无关，然而，婚姻要获得《婚姻法》的保护就得去政府相关部门领《结婚证》。关于婚姻的法律是重大政治。

政权是公共生活的核心。在古希腊文字里，“城邦”“政权““公共事务”“政治”是同一个词，这个词也是当今西文“警察”一词的词根。专业警权是近代城市生活的产物，代表垄断暴力的政权维持着城市的社会秩序。

爱琴海地区的希腊城邦

从古至今，社会公共生活不仅是物质经济的内容，还有精神的内容。不似专门研究市场机制的经济学，政治学从不忽略人类的精神生活。政治家及政治学家对宗教和庙宇的立场和态度各不相同，却都从不忽略庙宇和宗教。

然而，可否用政权“形式”判断社会的进步与落后？今人能模糊地感到，政权形式有先进和落后之分，如组织法国社会的“政体”貌似比西非的部落酋长／巫师操纵巫术仪式和圣物“先进”。但是这种“感觉”并不实用，还有为帝国主义张目的嫌疑。即便换成法国的“政体”，西非依旧不是法国。没有城市及城市所代表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就不可能有效执行城市生活的典章制度。

直到约五百年前，无论中西，学人们厚古薄今，普遍赞颂古代社会生活。例如，中国儒门弟子言必称夏商周“三代”。近代以来，由于实用技术和抽象知识的再生产加速，学者们不再称颂古代社会，却为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尺激烈争吵，主要围绕政权形式及相关的政治思想争吵。

19世纪的学者用社会分工的复杂性或阶级斗争解释政府形式的差异。20世纪后半期到21世纪的学人们用西式的政府组织形式来分辨公共生活的进步与落后，注重西方推举群体领袖的形式。一些西式的“两分”概念被广泛用于判断公共生活形态的先进与落后，如传统与现代、宗教与世俗、民主与专制、法治与人治、市场机制与国家干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国家主义、政府权威与市民会社（非乡下的、文明的自治组织，civil society）。在现实的近两百个国家中，这种西式理论体系遭遇的“例外”太多，多到令人起疑。疑虑是：西方学术霸权劫持了全球学者的议程，诱使他们反复“注解”关于民主与自由这对矛盾的著述。由于理论很难对“公众”直接“洗脑”，大众用直觉判断甲社会比乙社会“好”或“先进”，也用先进技术和知识的起源地做间接判断。

上述那些定义含混的意识形态难以解释国家的兴衰。无论主流理论还是大众直觉，尴尬在于，国家兴衰频仍，三百年前崛起的“欧洲列强”已成历史名词。

（四）精英与平民：社会文明中的魔鬼悖论

自“城池”之后，因为一个魔鬼悖论，我们再难找到衡量社会进步的有效标尺。

人类体格不庞大也不强健，靠后肢行走不如四腿动物跑得快，也不如前肢演化成翅膀的鸟儿能在天上飞。倚仗大脑发达，人类从动物世界中脱颖而出，使生存竞争仅发生在人类群体之间。人脑有两大优势：杰出的群体生活能力和超常的学习能力。群体生活即公共生活，学习能力即个人智慧。

人类是群体动物。个人智慧来自社会、从属社会、服务社会。若个人至高无上就没有群体，没有社会文明了。然而，由于人类群体间的生存竞争激化，无所不用其极，公共生活与个人智慧演化成一对魔鬼悖论：公共生活基于以私利为代价的公益，个人智慧基于以公益为代价的私利。后人曾长期赞颂古代的公共生活形态，因为远古人类群体间的竞争手段落后，个人作用有限，悖论不明显。

不彰显智慧与平庸的差异，要求智者为群体无偿做奉献，社会就平等，大多数人就不会感到痛苦，但代价是全社会的平庸。但倘若对个人智慧报以对他人的包括财富在内的支配权，就会产生追求支配权的精英集团，代价是广大平民感到痛苦，感到相对被剥夺、被支配，进而社会分裂。

个人智慧相对贫乏的群体因愚蠢而被淘汰，而个人智慧相对丰富的群体因社会分裂而被淘汰。常有强调社会平等团结的群体被强调个人私欲的群体击溃；也常有强调个人私欲的群体被强调社会平等团结的群体击溃。

古代中外哲人早已知道，私有制是悖论的总根源，不平等是人类痛苦的源头。柏拉图的“理想国”拒绝私有制，孔门的“大道”是货力为公的“天下大同”。人人平等，与世无争，“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社会停滞或永恒，是理想中幸福的“桃花源”。但所有人也都承认：动力来自差异。没有高差就没有水流，没有正负极就没有电流。私欲创造丰裕，没有丰裕就没有群体（国家）间竞争的本钱。于是，自私是“本能”“人欲”，但不自私是“人性”“天理”。朱熹企图“存天理、灭人欲”。老子鼓吹“上善若水”，鼓励政治精英像水一样往低处走，用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天之道”抗衡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人之道”。然而，尽管“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依旧挡不住“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在以种植和养殖产品为主要财富形式的时代，精英与平民间最重要的平衡器是宗教。宗教许诺一个彻底平等的来世，能缓解人们在现世感到的痛苦。佛教相信命运轮回的来世，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宣扬与神同在的永恒来世，反映人类对社会平等的终极追求。

在以制造产品为主要财富形式的时代，宗教衰落、资本勃兴，各种意识形态流行。强调精英作用与强调平民作用的意识形态激烈竞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想激烈竞争。社会主义强调社会，强调以平等获得社会团结。资本主义强调个人和资本，强调个人攫取利润能给全社会带来丰裕。

在以无形产品为主要财富形式的时代，资本以有史以来最激烈的技术创新竞争把社会平等的道义观植入每个人的基因。货币逐渐成为人类唯一的共同信仰，劳动力价格构成社会的唯一差异，一切文化藩篱都在被金钱摧毁。人类几乎彻底平等了，却也陷入精英眼里的“暴民政治”或“民粹主义”。

比起数千年来的祖先和宗教崇拜，“人造平衡器”很脆弱，资本至上的现实与社会平等的诉求，向全世界展示物欲与精神的失衡，激起席卷全球的宗教或“传统文化”复兴的巨浪。资本是流动的，社会也是流动的，但精英恒定是少数。

精英利益与平民利益高度一致，也高度不一致。差异导致秩序，也是导致固化的制度秩序崩溃的原因，更是导致社会抗议运动乃至社会革命的原因。历史的天平在社会平等和个人自由之间左右摆动。而今，由于新生产方式兴起，左右摆动在加速。

貌似魔鬼，精英与平民的悖论伴随了人类五千年。无解。

（五）跳出悖论

概念是知识的载体。克服悖论的唯一方法是放弃引发悖论的概念。

较之群体内部的（阶级）斗争，群体间的生存竞争才是人类历史演进的主动力。历史天平的左右摇摆都是暂时的；长期和重要的是强国变弱、弱国变强，世界权力地图重构。由于人类群体间激烈的生存竞争，公共生活形态优胜劣汰，群体规模发生从小到大的聚合：从部落到城邦，从城邦到国家，从中小国家到超级大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中小规模的国家退出了世界竞争的舞台，世界由广土众民的超级大国左右。在超级大国的压力下，“欧洲列强”被淘汰，欧洲各国开始联合，企图在可见的将来构建一个“欧罗巴合众国”。

社会文明的进步并不取决于偏重个人自由或群体幸福。跳出争议了两百年的话题，关注凝聚精英与平民共同体的现实，关注国家间的生存竞争，我们或能发现融个人智慧于群体生活的先进机制，从而有效解释“民富国强”，解释过去从东到西以及而今由西向东的世界权力版图变迁。

谈论精英与平民的共同体易，建造实在的共同体难。何种共同体才现实、有效？在“应然”的价值观和典章制度中找不到社会进步的标尺，实在的共同体则是基于公共生活演进的逻辑。

如同五千年前，城市依旧是社会文明的主要载体，是公共生活进步或落后的集中体现。无论在哪个国家，而今多数人生活在城市里。当代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尺应主要从城市生活中获得。这与考古学以“城池”来判断“史前”之终结并无不同。

为衡量当代社会文明的先进与落后，本文企图建构类似“城池”那样简单、清晰、普遍的标尺，从而指出社会进步的方向，也为改善我国社会治理体系和提升治理能力提供理论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