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明这套私人税收制度的专家们都拿着高薪，在大牌的律师事务所、投资银行或鲜为人知的高端专卖店工作。

但是减税策略的关键在于所谓的家族办公室（观察者网注：一种为富裕家族管理财富的私人机构。它通过全球性的财务咨询、税务规划师、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资产管理、教育专家、健康咨询师等顶级的专业顾问团队，为富裕家族量身打造私人定制的全方位服务），这是一种提供按需定制的个性化财富管理方案的机构，服务于身家数亿或数十亿美元的美国富豪们。

这种家族办公室出现于19世纪末，由洛克菲勒家族首先发起建立，于上世纪80年代流行开来。但是数量激增却始于十年前，原因是超级富豪的地位和财富规模在这十年间都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我们每天都在创造大量的财富，所以产生了对家族办公室这一行业的需求”，行业招聘顾问斯里·阿里米利说。

很多家族办公室都用来管理和保护某个家族的财富，业务范围涵盖从投资策略到慈善行为等很多领域，但缴税方案策划才是它的核心功能。虽然某些特定的避税技巧非常复杂，但他们一般使用的都是些简单的方法，例如把一种收入转化为另一种税率相对较低的收入。

例如，罗布先生曾投资了一家百慕大群岛的再保险公司（也就是一家为保险公司提供保险的公司），而这家再保险公司转而将这笔钱打到了罗布的对冲基金账户上。通过这种方法，罗布把税率为40%的短期市场投资利润，转化为一种名为资本收益的长期投资利润，而这种利润的税率仅为20%左右。这还让罗布先生享有了额外的获利，因为通过不确定期限地推迟对其征收收入税，他的收入可以利滚利，财产实现了更快增值。

刘易斯·摩尔·培根夫妇和他们的私有岛屿罗宾斯岛（在纽约长岛附近）

这家百慕大再保险公司在2013年公开上市，罗布先生设立这家公司不只是出于避税目的，它的确在保险市场上非常活跃。但科恩先生和培根先生近年来放弃了这种利用保险公司的避税策略。“我们投资Max Re公司并非出于避税的动机，我们希望利用类似于沃伦·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观察者网注：美国一家世界著名的保险和多元化投资集团，其中最重要的业务是以直接的保险金和再保险金为基础的财产及灾害保险，该公司还持有美国运通、可口可乐、吉列、华盛顿邮报、富国银行以及中美洲能源公司的部分股权）那样高度动态的投资组合，进行一笔真正考虑投资人利益的明智投资”，领导着摩尔资本管理公司的培根说，“对冲基金只是投资组合的一小部分，摩尔资本的产品线更是这种投资组合的很小的部分”。罗布和科恩均对此不予置评。

建立一个合伙企业，就其业务本身来说也是有利可图的。某些供富豪们获得收益的合伙企业甚至可以公开募股，也就是在保留企业控股权的前提下，使套现更容易。但是与上市公司不同的是，他们并不缴纳公司收入税，合伙人们只是各自缴纳自己的个人所得税。而且这点个人所得税还经常因资产折旧等原因获得大幅度减免。

最近联邦政府问责办公室发布的一份报告认为，对于大型的私人合伙企业，“国内税务局经常难以判定它们是否存在避税行为，纳税程序很不规范”。国内税务局无权向这些合伙企业直接追缴少纳的税金，甚至向那些有几百个合伙人的企业追缴也不行。它必须向每位合伙人本人追缴，这无疑要耗费国内税务局大量的时间和人力。

富豪们还可以采用一系列难以为人察觉的个性化的减税措施，与此相比，以办公住宅（观察者网注：在美国，使用自己的住宅来办公可以减免部分个人所得税）名义作假或隐瞒一笔客户招待费简直不值一提。另一种志在必得的策略是，将收入投资在一支慈善信托基金上，以抵消该项收入的个人所得税。而这支信托基金可以购买一份所谓的私募人寿保险，该保险再转而将钱投向多支对冲基金并获得免税待遇。因此，在这支慈善信托基金每年花掉一些钱做几件善事之后，该富豪的继承人便可以免税拿到剩下的钱，而且通常是一大笔钱，损失很少。

很多此类避税策略都是经过精心盘算的，而且富豪们表示使用这些策略是自己的权利。而另一些策略处于法律的灰色地带，这个灰色地带的边界是由富豪们与国内税务局之间博弈的结果来决定的。几乎所有避税策略的价格都超出了普通纳税人的支付能力。

“在税务律师和会计师中，最优秀的和最聪明的往往从这种打擦边球的交易中获利颇丰。老实说，以国内税务局的理解能力和办案条件，完全无法应对这些避税手段”，不久前还在领导国内税务局这家税务监察机构的凯伦·霍金斯说。

制定税收政策的高昂成本和其中的复杂性是我们最大的问题，税务专家说。无论国会设定怎样的税率，那些富豪都会利用其不计其数的优势使实际的税率最终降低。

自2012年底奥巴马就任总统开始，联邦个人所得税税率就没有变过（工资税除外）。但是高收入的千分之一美国人的税率从20.9%下降到17.6%。与之相比，收入在前1%的美国人（非常富有的那千分之一除外），其税率从不足24%却上升到比24%稍高。

“我们确实有两个不同的税收制度，一个为普通人制定，另一个为那些有能力为深奥难懂的避税咨询付费的人制定。在收入分配的金字塔顶端，实际税率是偏低的，这与累进税制原则完全背道而驰”，圣迭戈大学研究税收政策与不平等关系的法律系教授维克多·佛莱舍说。

低调的防守

既然已经成功建立了另一套税收体系，美国富豪们对于保卫这一体系就会非常积极用心。

例如，代表那个百慕大群岛保险公司（由罗布协助设立的）利益的贸易集团在过去几个月里一直在跟国内税务局交涉，认为国内税务局修补对冲积金保险漏洞的规定是难以执行的。

代表私人普通股权基金的那些主要行业协会每年都花费数十万美元就附带权益（观察者网注：指风险投资基金经理从基金的投资利润中分得的部分，一般是在投资者收回全部投资后，按资本增值的20%计算）、华尔街金融行业税收巨大漏洞之类的问题游说国会。通过这些游说，基金经理们可以按资本收益率而不是更高的标准税率为收入的主要部分缴纳税金。

今年10月国会通过的预算案第一次允许国内税务局向大型合伙企业按照有限公司水平追缴少付的税款，这大大降低了国内税务局的追缴难度，还是多亏了一项条款，立法者在那些游说人士动员起来之前的最后关头顺利批准了这个预算案。但是这些新的规则相对来说还是无力的，有限公司仍然可以让合伙人来缴税，而且这些规则要等到2018年才会生效，这给了富豪们大把时间进一步削弱这些规则。

该条款通过后不久，托管基金协会，一个代表主要对冲基金（诸如D. E. Shaw、复兴科技、Tiger Management、Third Point）的行业协会开始接触国会议员讨论一份调整清单。这些基金的创始人都曾经给2016年总统参选人捐赠了至少50万美元。在奥巴马任期内，该行业协会已经发展成为华盛顿最有实力的行业协会，每年在游说上的花费超过400万美元。

富豪们的游说力量一般是通过行业协会和律师来实现的，有些富裕家族还联合起来以更直接的手段促进自身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