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

全球化的精英们不仅为自己创造财富，怂恿贫困人士依赖政府，还引导移民涌入美国，拉低工资。对于全球主义者和他们的同路人而言，外国劳工可以促进企业利润增长，并将衣食、教育和医疗等外国人带来的社会成本留给中产阶级。曾被容许野蛮发展的无神论、多元主义的社会秩序在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面前退却，将后者视为偏执和顽固。没有了先辈们的道德指引，社会在相对主义面前飘忽不定，鼓吹痛恨警察的老赖们、犯罪的外国人们以及潜在恐怖分子的“权利”使城市成为暴力的温床，使国家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在班农的另一部纪录片《边界战争：打击非法移民的战役》中，一位受访者曾宣称：“右派将非法移民视为廉价的劳动力，而左派将他们视为廉价的选票”。

欧盟已经陷入几乎零增长的泥淖和金融混乱之中，这揭露了在不对选民负责的精英们的统治之下，全球主义体系的悲惨结局。

“一些人，尤其是某些国家的人，很想看到国家主权和民族主义得到彰显”，班农在梵蒂冈的演讲中说，“他们既不信任泛欧主义，也不相信权力集中的美国政府”。

民族主义是犹太基督教传统和价值观成为我们社会基础的一条途径。这是因为民族主义包罗万象，让不同背景的人们在“美利坚民族”的共同认知下团结在一起。它包容少数群体，强调“不论肤色，众生平等”，反对平权法案。犹太基督教和民族主义者共有的这套价值观反对少数群体主张的特权。例如《零世代》将2007年楼市的崩溃归咎于“黑人受害论”，它破坏了资本主义，并鼓励穷人依靠政府。同时《火炬手》则将马丁·路德·金（Dr.Martin Luther King）视为美国传统道德模范，因为基督教是他的人权观的基础。

自由主义精英群体过分强调多元主义和少数族裔的权利（并为这些群体提供经济和政治支持），这不利于“美国性”（American-ness）发挥其影响力。对犹太基督教民族主义的侵蚀将使这个国家变得虚弱。需要再次强调的是，这不仅适用于美国，也适用于其他西方国家。如班农2016年在南卡罗来纳州茶党大会上所说，“那些大户、投资银行家和欧盟的政客们与让犹太基督教西方观念在欧洲彻底崩溃的是同一伙人”。

不应欢迎这些不接受共同价值的人来到美国——这是班农反对移民的逻辑。他认为移民没有民主的基因，将破坏美国社会。

据今日美国报道，去年班农在谈到来自穆斯林国家的欧洲移民潮时说：“他们不是杰弗逊派的民主主义者。数千年来他们没有民主的基因”。这也许能成为向拉美移民关闭边境的理由，即便这些移民一般也是虔诚的天主教徒。

世代理论

班农在梵蒂冈的演讲中所谈到的“资本主义的危机”和“犹太基督教西方受到侵蚀”不是独立的、毫无背景的事件。在他看来，这是周期性的危机循环，每次危机都不可避免地导致战争和大规模冲突。

“这是美国历史上的第四次大危机”，他在光复自由基金会演讲时表示，“我们曾经历独立战争、内战、大萧条和二战，而现在是美国历史上的第四个重大转折点”。

他的这一结论是基于尼尔·豪（Neil Howe）和威廉·斯特劳斯（William Strauss）两位业余历史学家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的“美国世代理论”（Generational Theory）。这一理论以80年左右的循环史观看待美国历史，这大约是人一辈子的时间。在每一个80年的循环中有4个转折点，每20年的时段里有一个时代特征，分别是“高昂”（high）、“觉醒”（awakening）、“解体”（unraveling），并最终陷入“危机”（crisis）。

这一理论十分模糊，很难被证伪，因此也没有得到很多历史学家的认真对待。但是从表面上看，它很有说服力，并在某种程度上描绘了自美国立国以来历史的进程。

此外，世代理论与班农“犹太基督教价值观受到侵蚀将危害国家”的观点是一致的。在尼尔·豪和威廉·斯特劳斯看来，最近的循环从二战后的“高昂”开始（班农尤其喜欢这一时代），走到上世纪60年代积极社会思潮（activism）开始“觉醒”，再到随之产生的个人主义导致的制度和共同价值观的“解体”。最终我们被带入了危机，是美国独立战争、内战、大萧条和二战后的第四个大转折点。

如何解决危机：大规模冲突

在《零世代》中，“转折点”屡次出现。历史学家戴维·凯泽（David Kaiser）在纪录片中说：“转折就像是季节变换，每次转折都是必要的”。纪录片背景转换为摆动的时钟、起落的太阳和忽隐忽现的蝴蝶，“亦如城市和国家的兴衰”，他继续说道。

确切而言，时下的危机是什么？班农的观点也在不断演化。2010年，他似乎认为眼下的危机是本世纪以来债务堆积和2008年金融危机的结果。

“在我们的社会上，方方面面累积的高额债务对美国构成了直接的威胁”，2010年他在纽约演讲时说道。“现在，不同于全球变暖和医保问题等人为的危机（manufactured crises），这是一场真正的危机（true crisis），甚至已经威胁到了我们国家的主权”。

2011年，班农在光复自由基金会演讲时指出美国正面临着“史上第四大危机”时，他似乎仍然认为危机的很大一部分是源自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

但这并不是全部。班农将时下的危机和独立战争、二战相比较，他似乎认为美国将不可避免地遭遇暴力冲突。班农的许多表态和关于他的言论都能佐证这一解读。在《零世代》中接受采访的历史学家戴维·凯泽也是斯特劳斯-尼尔豪历史理论的支持者，他最近在《时代》周刊上回忆了他与班农的对话，包括班农对这一理论的军国主义解读：另一种更令人恐慌的互动则没有在纪录片中出现。班农一直在思考斯特劳斯-尼尔豪的理论在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方面的影响。他不止一次在接受我们采访时指出，过去的三场危机无一不包括一场大战，而且独立战争、美国内战和二战，从战争规模上看越来越大。他认为时下的危机将导致一场新的、更大规模的战争，而他似乎对这一可怕的未来前景丝毫不感到意外和惊慌。

我们再来看一看世代理论的逻辑。如果“高昂”只能在“危机”后出现，如果“危机”一定会导致规模逐渐扩大的战争，那么班农就需要寻找一个合格的对手（a major, existence-level enemy）。“达沃斯党”配做这个对手吗？这场战争还能和谁打呢？

2014年，班农在梵蒂冈演讲时做出了进一步解释。他讲道：“我认为我们遇到了危及资本主义根基的危机，而时下我们处于打击伊斯兰纳粹主义的全球战争的初始阶段”，他进一步补充道：“我的观点也许比其他人更加具有攻击性。我认为你们应该对极端伊斯兰主义采取非常、非常、非常进攻性的立场。看看现在发生了什么，你会发现我们在一场大战（ a war of immense proportions）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