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观察者网吴迪】写关于亨利·基辛格的传记快到一半的时候，我突发奇想，一个很有趣的假设出现在了我的脑海里：美国前国务卿的成功、名誉、良好的口碑等等，是否不仅仅因为他超人的智慧和坚定的信念，更是因为他在构建协调的人际关系上的卓越能力呢？这样的才能不仅仅局限于尼克松以及福特执政时期，和同事之间建立的友好关系，更在于和政府之外的人建立友好关系的才能，比如和记者、媒体、外国大使、各国领袖，甚至和好莱坞的制片人等等。如果这本书第一卷的副标题——《理想主义者》，已经让你们感到惊讶了，或许第二卷的副标题应该叫做《人际网络搭建者》会比较合适？

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大退化》的作者尼尔·弗格森1月20日在美国POLITICO网站刊发文章：《亨利·基辛格的成功秘诀》

无论你对基辛格的看法如何，他一步步崛起向权力中心不断靠近的过程看上去都是不可思议的。作为一个来自纳粹德国的难民，基辛格在美国服兵役期间就成为了一位精通历史、哲学以及地缘政治的学者，他也是在冷战期间被美国政府笼络的众多哈佛教授之一。1968年12月，他被任命为理查德•尼克松的国家安全顾问，这令许多人（尤其是基辛格本人）感到十分意外，因为在此之前的10年当中，基辛格与尼克松共和党内的竞争对手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关系十分密切。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在病床上也对此项任命表示疑虑，当他听到尼克松的选择时评论道：“基辛格是个教授，你应该让教授们去搞研究，而不该向他们授予决策权。”

对于大多数研究基辛格在华盛顿职业生涯的学者来说，他们都倾向于把基辛格迅速上升的影响力归结为他和尼克松之间的亲密关系，或归结为他在官僚主义斗争中展现出的如鱼得水的才能，尽管作为一个学者，尼克松本人对这种官僚潜规则还是持批判态度的。然而，这样的倾向却忽略了基辛格最为独特的为人处事风格：当他身边的人还在继续被雇佣他们的规则条款所束缚手脚时，基辛格从一开始就投入相了当大的精力，建立了一个向横向四面八方扩展远超出华盛顿环城公路约束的人际网络，通过一系列的“往返通道”，他的人脉从美国的媒体通到美国的娱乐产业，甚至更为重要的，通到了几个关键国家的政府。基辛格在执行工作时展现出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即使是与最冷漠的对话者，他也能与其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和理智上的沟通。而这种技巧在他被以冷酷理智闻名的尼克松总统任命之前就已经熟练运用了。正是基辛格在构建人际网络方面的独特才能，而不仅仅是他的学术敏锐性或权力政治解读能力，才使他成为如此令人敬畏的人物。而他在政治舞台上的出现也恰逢其时：世界正从早期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意识形态分歧斗争的冷战时期向一个相互依存的“多极化”趋势发展的新时代转变，用《时代》周刊的话来说，基辛格是“一个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点的正确的人。”

事实上，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正是一次偶然的与一位东方领导人的会见，预示着基辛格一场最为伟大的外交胜利——美利坚合众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关系的建立。

在斯大林死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苏联体制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系统性摧毁个人社交，致使社会成员陷入孤立状态。即便在20世纪60年代末，当苏联公民遇到美国人时(当然这样的状况很少发生)，他们也不得不保持警惕。而普格沃什科学家会议是一个罕见的例外。今天，在1995年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的普格沃什几乎成为了一个通过所谓的“双轨外交”来处理裁军问题和解决国际争端的同义词。然而在冷战期间，这些会晤的性质更加模棱两可，因为参加会议的苏联学者必须事先得到中央委员会的批准，有时甚至还要得到政治局的批准。基辛格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变得慢慢老练起来，他参加了数次此类会议，并且用他标志性的、辛辣的幽默感给苏联官员留下了深刻印象。

1966年，在波兰胜地索波特举行的普格沃什会议上，基辛格被苏联猛烈抨击中国的言论震惊了，苏联数学家斯坦尼斯拉夫·艾梅利亚诺夫(Stanislav Emelyanov)在乘船前往格但斯克港时告诉基辛格，“中国不再是共产主义国家，而是一个法西斯国家。美国和苏联在抵制中国扩张方面有着共同利益”。艾梅利亚诺夫坦承，自从赫鲁晓夫的去斯大林化演讲后，他还没见过苏联政府如此不安过。也正是多亏了普格沃什，基辛格才得到了从波兰前往布拉格的邀请，也就是在那里他遇到了安东尼·什奈达雷克（AntonínŠnejdárek）。安东尼之前领导在德国的情报工作，当时已是捷克国际政治经济研究院院长。此后这两人在维也纳举行的伦敦战略研究所年度会议上再次会面，这个捷克人坦率地警告基辛格说，苏联人无意帮助美国人从越南战争中脱身。事实上东南亚的危机可能会成为“一个帮助(莫斯科)加强对东欧控制的方便的借口”。

在所有这些交谈中，最具启发性的发生在1967年的1月当基辛格返回布拉格的时候。安东尼·什奈达雷克再一次警告称，莫斯科已经对东欧国家日益增长的自由运动变得越来越敏感，尤其是捷克正努力减少对莫斯科的经济依赖。这一次，他提出了一个让基辛格不得不承认“从未想过”的问题，当然，前提是如果基辛格认为中美合作正处于酝酿当中的话。感受到这位美国同志的意外，安东尼·什奈达雷克解释道：“苏联人很把中国人对他们的敌意放在心上，（对苏联的攻击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显著特征），苏联人不甘心社会主义阵营就这样解体，更不愿意他们作为列宁主义内涵阐释者的地位受到挑战。他们旨在影响中国内部形势发展的意图总是掩饰得很好。”

相应地，毛派正拼命地想要“把苏联人全部从中国驱逐出去。没有什么事情比与苏联彻底决裂让他们感到更安全。”的确，文化大革命看起来像是意识形态上的裂痕，因为此时的中国人像是更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者。然而，“无论毛泽东在意识形态领域上的偏好是怎样的，他所能掌握的人力资源水平都迫使他走向民族主义的道路，当然前提是如果他发起的运动还受他掌控的话。尽管毛派的人言辞激烈，但他们很有可能采取比苏联更灵活的对美政策。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人将不得不重新调整政府构架以重建权威，到那时中国也会与美国签订一种互不侵犯的更加友好的条约。当然，中国内心里还是十分憎恶美国的。但是，没有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会忘记希特勒与斯大林签订的条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