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似乎正在进行着一场角逐，一方是新获得赋权者（newly empowered），另一方是刚被剥夺权利者（recently dispossessed）。事实上，这两种现实不仅同时存在，而且相互依存。

世界不但经历着巨额财富的创造，而且处于流动性前所未见、连通性无孔不入的状态，面对不平等现象加剧，社会失位以及身份认同丧失，某些反弹显得既胆怯又可怖（fearful and fearsome），但其本质是对于全球化肆意发展和科技急速变革的叛逆，而我们渐进式的人类天性注定很难接纳这种叛逆。在加速发展的时代中，未来的震荡将在当下对个人、家庭和社区形成反复重击。

总之，浮现在我们眼前的世界是完全陌生的，它与过往的传承彻底断裂，无法建构起一套令人安心的前进叙事（a reassuring narrative going forward）。然而，在哲学家口中，未来的新版图是“可塑的”或“流动的”，它在无形的改变形态，随着每一种破坏性创新和每一种确定性的被抛弃，任何意义感（sense of meaning）刚被接受就稍纵即逝。人们尚未对即将到来的时代产生不祥预感，便已对“下一步将发生什么”产生戒心。在乔纳森·弗兰岑等小说家眼里，社会上笼罩着一层“永恒的焦虑”，他引用马克思的话“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无独有偶，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也在访谈中引用英国诗人华兹华斯的名言：“头脑中的陌生感”让我觉得“我既不存在于此时，也不存在于此地。”

很长时间以来，哲学家和社会思想家关注着这种焦虑/受威胁感，以及与反向强化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正如阿玛蒂亚·森在他影响深远的著作《身份与暴力》中所提到的，由于暴力、剧变或受排斥产生的威胁感越强烈，身份认同就越僵化，越倾向于“孤独主义”。紧迫的威胁，或对于受威胁的感知，削弱了个人及社区生活的其他多元影响，并将某个维度的重要性拔高到关乎生死存亡的地位。与此相反，稳定、安全和包容性能够产生包含多元维度的适应性身份（adaptive identities）。

历史印证了上述所言。在20世纪初的世博会上，得益于工业化、城市化、能源、通讯、交通的飞跃式发展，以及节省人力的设备给家庭带来的变革，普遍的乐观主义展现得淋漓尽致。然而，随着欧洲旧帝国的固定生活方式被彻底颠覆，人们内心的焦虑与怨愤并未消失，只是被表面的辉煌遮蔽起来。精英和普罗大众涌向民族主义、种族团结寻求庇护，或选择效忠于各自的阶级。接着，一切突然于1914年夏天，以世界大战的形式爆发，导致1600万人丧生。而这一切，又为二十年后的另一场大灾难埋下伏笔，二战不但撕裂了欧洲，还上演了奥斯威辛集中营、南京大屠杀和广岛长崎核毁灭等惨剧。

从中得到的教训是，政治和文化逻辑是深植于同一“族类”的身份及生活方式中的，它们与经济和技术逻辑的发展轨迹有着深刻的不同。

1889年巴黎世博会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