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世纪到来了吗？

然而，类似这样鼓舞人心的胜利并不能掩盖印度发展进程中出现的严重问题。如果国家政府仍然找不到途径利用城市化和人口结构优势，那将产生两个不利结果。首先，目前已经十分严重的不平等现象将进一步恶化，经济学家卢卡斯·尚塞尔和托马斯·皮凯蒂最近发表论文称，自1922年印度开始征收所得税以来，印度最富的1％人口收入占国民整体收入比例已达到最高点。

第二个结果是教派之间的愤怒情绪如癌细胞般扩散。普纳姆展示出令人不寒而栗的现实，在生活中受挫的年轻人已经成为印度教民族主义的狂热捍卫者。她在书中写道：“他们应征加入了一场保卫印度教身份认同的战斗，但实际上他们再也容不下其他任何一种身份。”印度人口结构年轻化不但不会减少人们对教派的依附，相反还会增加这种依附性。在印度各邦，年轻人开始鼓动实行族群配额制度，以确保本社群能获得收入丰厚的公务员工作。最热衷于街头抗议的印度青年并不来自社会底层，而是接近于顶层。他们对政府保护传统弱势群体的平权政策感到不满，于是也要求得到保障。

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游行

如何应对城市化和人口结构的变化双重压力，将决定印度民主的性质。印度公民会把经济增长还是社会正义放在首要位置？他们会坚持自由主义民主传统，还是屈服于多数主义民主的诱惑？读完普纳姆的书，我们很难对这些问题保持乐观的态度。她写道，许多曾经的梦想者不再抱有幻想，因为一件事令他们痛心疾首，“他们在这个国家看不到自己的未来，也看不到这个国家在世界上的未来。”

有人把雄心万丈的印度中产阶级吹得天花乱坠，然而《梦想者》一书却把这套光鲜的宣传话语击得粉碎，呼唤我们把注意力投向印度光鲜外表之下腐败、沮丧、幻灭的一面。印度精英们大可以轻率地粉饰这些不合时宜的真相，但普纳姆已向我们证明，这种自我麻痹无异于慢性自杀。

（观察者网黄郁译自《外交事务》，杨晗轶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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