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冷战结束以来，西方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关系就建立在军事投射和经济权力的基础之上。在冷战结束后的30年里，西方进行了七次重大军事干预行动，还有在全世界进行的若干次更小的军事行动，以及武装并资助反对派和民兵组织的活动。虽然这些活动是美国领导下的，但大部分欧洲国家都参与其中。

甚至和你说的正相反，我们是在逐渐偏离西方占支配地位的、以权力为基础的世界秩序。促成美国决定从军事干预中撤出的因素是干预的代价太大，以及我们没有能赢得这些武装冲突的胜利，而不是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任何压力。除了跟从美国，欧洲似乎没有多少选择。

你哀叹以法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衰落。但是，你说的法则是什么呢？在后冷战年代，这些法则全都是我们制订的。我们单边决定什么时候进行军事干预，我们重新引入了先发制人打击的概念，我们轰炸城市和平民目标，我们进行定点清除，我们支持政权更迭的活动，我们将贪婪的民兵组织武装起来，我们破坏人权，我们拒绝给予囚犯任何法律权利，我们实施给当地民众带来危害的制裁。我们怎么能指责其他国家做了自己也在做的事，而且往往规模更大？

就算我们相信自己的政治体制更加优越，难道我们不应该遵循同样的法则行事吗？在此背景下，你从来没有提及联合国、联合国宪章或国际人权宣言。虽然遭到削弱，但是这些仍然是193个国家签署同意的国际秩序的支柱。

冷战话语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命运

你把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对抗描述成两种格格不入的政治制度之间的冲突，其中，威权主义取代共产主义成为我们的威胁。这是冷战话语，并不能反映当今的地缘政治现实。

其实，我们生活在多极化的世界，之所以出现众多不同的政治体制是因为它们根源于各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我们或许不喜欢其中有些制度，但是将其集体污名化为威权主义体制或反西方体制就有些牵强附会了。

相反，相似性存在于导致我们进入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处境。当时，欧洲先辈也认为就像现在一样，它们处在大国竞争的陷阱中。这导致了媒体疯狂刊登敌对国家的邪恶本质及其领袖如何恶毒等报道，比如在德国，法国被认为是世仇死敌，俄罗斯被比作蒙古部落，他们杀戮、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如果对这些指控提出质疑，那你简直就等同于犯下了叛国罪。令人吃惊的是，在这些好斗逞强的国家，包括很多左派人士在内的大部分知识分子精英都加入这些充满敌意的话语中。我们是否在今天也看到类似的情形呢？

那时就像现在一样，大国竞争的讨论伴随着庞大的军力准备和军事技术的空前发展。当今的军事开支已经是冷战结束以来最高的了，所有这些迹象都说明，我们处于新军备竞赛的边缘。1914年，欧洲国家那种好斗逞强的姿态要实现什么目标呢？我们现在要渴望达到什么目标？1914年，他们不知道，我猜想，我们现在也不知道。

1914年夏天，一把老旧手枪的两声偶然的枪响打死了遥远城市萨拉热窝的奥地利大公，仅仅过去一个月的时间，战争就在欧洲爆发，并迅速扩展到全世界。深陷自己的宣传陷阱，受到军事逻辑的推动，如果借用克里斯托弗·克拉克（Christopher Clark）的隐喻，欧洲各国梦游般地进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还要梦游般地进入一场军事冲突吗？更可怕的是，今天若爆发战争，结果将更加糟糕。

搭桥还是挖沟

欧洲一定不能被拖进另外一场大国竞争的游戏，相反，我们必须避免在21世纪再次犯下20世纪的错误。就我们的自己的利益而言，我们必须增大与俄罗斯和中国等国的相互理解，开始批判性地审视我们对造成国际关系紧张都做了些什么。问题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正是我们，而我们认为是对手的人，可能则是问题解决之道的一部分。

是联合国宪章终结了在欧洲开始的两次世界大战。因此，欧洲应该承担起特别的责任，坚持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确立的价值观和规范。让欧洲在全世界拥有很多朋友的是这些，而不是任何意识形态上或军事上的虚张声势。

马克，让我们搭桥，而不是掉入重新挖沟的陷阱中。

谨致以最好的祝愿

迈克尔

作者简介：

迈克尔·冯·德·舒伦伯格（Michael von der Schulenburg）联合国前副秘书长，1969年逃离东德，在柏林、伦敦和巴黎读书，在世界很多混乱地区生活和工作34年，包括海地、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塞拉利昂，曾短暂在叙利亚、索马里、中亚、巴尔干和萨赫勒（the Sahel）执行任务。他曾经撰写过多篇文章，涉及和平行动、联合国内部改革、民族国家的失败和非国家行动者之间的武装冲突等。2017年他出版了《建设和平：拯救民族国家和联合国》（阿姆斯特丹大学出版社）。

本文得到作者的翻译授权和帮助，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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