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能源上，巴列维政权向以色列提供石油。在军事和情报方面，以色列曾与伊朗和土耳其建立情报合作关系。此外，以色列也曾向伊朗出售军火赚取利润。据称巴列维时期的国内安全机关“SAVAK”就是在以色列的协助下建立的。而这个“SAVAK”曾经在1963年逮捕了反对伊朗出售石油给西方势力以色列的宗教人士霍梅尼——伊斯兰革命后伊朗的首任最高领袖。

三、伊朗伊斯兰革命后初期的伊以关系——延续与变化

巴列维王朝过于依赖西方的立场在伊朗国内饱受批评，社会上反西方思想由来已久。几十年当中，世俗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社会主义、伊斯兰宗教人士等各类政治力量试图改变伊朗的现状，提高国家的自主性，捍卫国家尊严。最终，宗教人士在1979年初完成了伊斯兰革命，伊朗从亲美附庸变成了中东地区反美排头兵。革命成功伊始的伊朗，对于西方势力在中东的代表——以色列——自然没有好感。但随着两伊战争（1980年-1988年）的爆发，伊朗新政权面临较大的政治压力，因此也开始采取更加务实的外交政策。

首先，虽然埃及已经与以色列议和，但世俗阿拉伯民族主义政权势头并没有减弱。萨达姆治下的伊拉克是地区军事强国，并且拥有雄心勃勃的核计划。而这样的伊拉克显然对于以色列和伊朗而言都是很大的威胁。在两伊战争进程中，1981年以色列悍然发起“巴比伦行动”轰炸了伊拉克的核设施。

“巴比伦计划”之后， 伊拉克核反应堆的圆形穹顶彻底坍塌，中心大楼被夷为平地，工厂厂房成为一片废墟 图自BBC

虽然在海湾战争中萨达姆政权被严重削弱，但仍然是地区不可小觑的一支力量。因此，从伊斯兰革命伊始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伊朗和以色列仍时有合作。两国虽然失去了同为美国盟友这层关系，但共同敌人还存在，而这就是萨达姆这位逊尼派阿拉伯民族主义领导人统治的伊拉克。

不过，在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宗教因素开始更加明显地与地缘政治因素相结合。在革命后，伊朗新政权曾经试图团结中东其他地区的什叶派一起推进赶走外来势力的事业。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造成了六十万什叶派难民涌入贝鲁特南郊。在伊朗的支持下，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成立，这也标志着阿拉伯什叶派也开始将伊朗视为后盾。作为什叶派大国，伊朗影响力超越了波斯民族。共同的宗教背景和反西方价值观跨越了阿拉伯和波斯两大族群的什叶派群体。宗教因素似乎代替了民族主义，成为了中东族群挑战外来势力的新旗帜。

四、新世纪——伊以宿敌关系的产生

不管是伊朗宗教势力和社会整体的反西方传统这一整体背景，还是什叶派真主党大本营和以色列接壤这一具体事实，都预示着摆脱美国附庸地位的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矛盾终究会爆发。2003年美英联军入侵伊拉克，萨达姆政权被推翻，伊拉克陷入乱局，成为实际上的政治真空。

从以色列的角度来讲，虽然约旦和埃及这个曾经的阿拉伯民族主义领军者已与自己议和，但阿拉伯世俗民族主义国家还没有完全消失。和盟友美国一样，似乎以色列在对外关系上也热衷于寻找新的敌人。

1979年，签署完埃以和平协定之后，埃及总统萨达特与美国总统吉米·卡特以及以色列总理贝京在白宫前将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首先，为了最大限度削弱、瓦解现有和潜在敌人，以色列积极支持叙利亚反政府势力，并支持伊拉克境内库尔德人独立，力求中东地区的碎片化。其次，随着萨达姆政权的消失，伊朗的影响力随“什叶派之弧”很容易就能抵达以色列家门口。伊朗有一定的军工实力，能造导弹。2006年真主党和以色列的冲突中，真主党就曾用伊朗导弹击中以色列护卫舰。此外，伊朗同之前的伊拉克一样，拥有自己的核计划。而在叙利亚内战和近期了伊拉克局势中，伊朗的影响力的确非同小可。应该说，伊朗被以色列视为新的重点敌人并不出人意料。

反过来，对于伊朗而言，敌对的萨达姆政权消失之后，什叶派人口占比达百分之六十的伊拉克自然也是伊朗扩大影响力的主要方向。而这也对伊朗提升牵制海湾地区逊尼派美国盟友有很大好处。总之，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的消失，让伊朗和以色列之间失去了屏障。正如我们看到的，从本世纪头一个十年开始，伊朗和以色列逐步变成了死敌。伊朗前总统内贾德乐于抨击以色列“锡安主义”政权，而以色列也我们开头看见的一样，是伊朗核协议最积极的反对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