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很难说是刚从外部世界真正的政治斗争中出来的新左派的本意，他们返回大学校园是希望鼓励年轻人跟从他们的脚步。他们想象有关宏大观念的刺耳的、无任何限制的辩论，而不是一屋子的年轻人相互怀疑地看着对方。他们想象带有挑衅性，逼迫学生去捍卫自己的立场，而不是得到系主任要求聊天的电邮。他们想象引领有政治志向和知情信息的学生进入世界，而不是看着他们退回到自己的小天地中去。

保守派是正确的：我们的大学从上到下都被自由主义者操控，教学也有明显的自由主义倾向。但是，他们得出学生因而变成有效的左翼政治力量的结论却是错误的。

我们时代的自由主义教学法集中在身份认同上，这事实上是一种去政治化的力量。与我们一代人相比，它让学生变得对他人更宽容，这当然是好事。但是，推崇团结、灌输义务观念和激发行动的普遍性民主理想遭到迫害，身份认同政治不是制造了公民反而是破坏了公民。最终，这个途径只是强化了我们时代占支配地位的原子化力量。

奇怪的是，正如他们倦怠的学生都知道的那样，自由主义教授们将60年代理想化。但是，我从来没有听到任何一位同事提出明显的问题：那个年代的积极行动主义，与他们了解到的中学和大学的情况之间有什么联系？毕竟，如果教授喜欢看到自己的学生遵循左派最伟大一代的脚步，你会认为他们试图重新制造出那个时代的教学法。但是，他们没有。

讽刺的是，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平庸和规矩的大学孵化了自美国创立以来最激进的一代美国公民。年轻人迫切参与“不那么怪异却更持久的正义斗争”，为校园大门之外广阔世界的每个人争取权利。

相反，我们时代的大学培养的学生如此痴迷于自己的个人身份和校园里的虚假政治，因而对与身份认同没有多大关系的外部世界既没有多少兴趣也没有多少参与，坦率地说，了解的也更少。无论是学习希腊语的女权运动领袖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 （Elizabeth Cady Stanton），还是学习基督教神学的小马丁·路德·金，还是学习西方哲学的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都没有接受过以身份认同为基础的教育。如果诅咒他们去学习身份认同教育，很难想象他们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他们的狂热反叛表现出教育对其视野的扩展程度，并在他们身上形成了一种当今美国人很少看到的民主团结情感。

无论你希望对60年代的政治流浪者说些什么，他们毕竟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展现出爱国者的本色。他们关心同胞身上发生的事，在美国的民主原则遭受侵犯时，他们表达关心。

他们在一种鼓励观念辩论、培养坚强的情感和坚定的思想信念的环境中，获得了一种相对没有党派偏见的教育，这个事实肯定与此密切相关。你仍然能找到这样的人在美国大学里教书，有些还是我的朋友。很多仍然是立场比我还左的左派，但是，我们喜欢表达不同意见，并且尊重基于证据支持的论证。我仍然认为他们有些不切实际，他们认为我没有看到梦想有时候是所能做的最具现实意义的事。（年纪越大，我越觉得他们说的有道理。）但是，当我们谈到校园中的政治活动时，我们都一起摇头。

培养像他们一样的一代公民并不是糟糕之事。除了少数调整外，从前的模式是值得遵从的：不仅充满激情和承诺，而且有知识和论证水平。对自己头脑之外的世界和与自己不一样的人有浓厚的好奇心。关心这个国家及其公民，关心所有人，并愿意为他们做出牺牲。他们有一种雄心壮志为所有人想象一个共同的未来。

任何讲授这些东西的教授都是在参与最重要的政治工作，那是在培养有效的民主社会的公民，而不仅仅是思考权利的公民。只有在拥有这样的公民时，我们才能希望他们成为拥有自由思想的公民。只有在拥有自由思想的公民时，我们才能希望让国家走在更好的道路上。

马克·里拉（Mark Lilla），哥伦比亚大学文科教授，本文选自他的新著《曾经与未来的自由派》（Harper出版社），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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