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美印同受中亚、南亚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势力威胁，因此反恐也是两国合作的重要基础。特朗普在恐怖主义问题上对巴基斯坦采取了空前严厉的口吻，指责其为“窝藏恐怖主义的天堂”，这一说辞无疑与印度指责巴基斯坦长期支持“跨界恐怖主义”论调相契合。无论莫迪和特朗普在反恐问题上会对巴基斯坦采取什么样的实际政策，印美至少在舆论口径上面对巴基斯坦占据了道义制高点。此外，目前美印在反恐问题上着力构筑的这种道义制高点，也常常被两国用来指责中国“袒护”巴基斯坦。

第三，阿富汗也是美印两国潜在的合作领域。在阿富汗重建问题上，特朗普明确希望印度进一步介入，这正精确契合了印度对于插足阿富汗事务的渴望。在今年8月份公布的美国“新南亚战略”中，特朗普表示更愿意在阿富汗采取一种“开放式结果”，既通过“增加利益相关方”的方法，规避美国在阿富汗问题上面临的潜在风险。

印度则希望介入阿富汗事务，进一步利用阿富汗国内对于巴基斯坦的不满和积怨，对包括普什图民族主义者、地方实力武装、阿富汗政府等施加影响力，继而在阿富汗培养亲印势力，企图达到从北面挤压巴基斯坦的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宣布投资的伊朗恰巴哈尔港今年10月底运送了第一批物资前往阿富汗。显然，美印在阿富汗存在共同利益，但由于伊朗与美国关系并不明朗，恰巴哈尔港如何在美印协调中发挥作用目前仍有很大不确定性。

客观而言，美印战略协调的三大基石中，“平衡中国”具备的是战略层面的重要意义，而其他两者则更多在战术层面上。正因如此，决定美印关系走向的关键就是双方围绕“平衡中国”展开的博弈。

美国提出印太战略，但至少美印得同心协力

美印战略关系的局限性

虽然在“印太自由开放”的大背景下，美国南亚政策重心已经明显向印度偏转，且美印关系进一步拉近，但是这离两国进行实际的战略协调还有很长的距离。

美印之间存在对于彼此的战略预期差，这可能也是两国之间最难以逾越的合作障碍。美国希望印度能够直接发挥牵制、制衡中国的功能，但是印度却不甘心做美国的棋子，而印度希望美国将其视为平起平坐的大国伙伴。这一战略期待差的直接结果就是美国对于其对印政策的成果转化机制产生了怀疑，不愿贸然推进其的对印亲善政策：

一方面，如果美国向印度大肆让利（如布什时期的美印民用核协议），印度往往不会感恩戴德投桃报李，而是显出一副照单全收的“大国”架势，令美国无功而返，颜面扫地；另一方面，如果美国不对印度进行让利，印度由于国力差距很难发挥主动性，因此美印之间所谓的战略协作就只能流于口头。这一矛盾在布什和辛格、奥巴马和辛格时期都没有解决，而今在锱铢必较的特朗普与强硬坚定的莫迪之间，解决战略预期差可能性并不高。

印方对于美国策略可靠性也满腹狐疑。虽然特朗普上任初期大量印方评论对其寄予了极高期待，认为强硬的特朗普能够在安全、贸易等多个方面奉行对华强硬，扶印抗中的政策，但是特朗普的商人特性使他不但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软化了立场，而且还不顾印度对于“G2”的敏感性，在访华期间还大谈“中美联手可以解决世界上大部分问题”。

无疑这些表现都使印度感到顾虑，毕竟美国手中对中国可打的牌远多于印度，因此印度在处理对华问题上必须要比美国更加谨慎，贸然跟随美国可能会在不经意间成为牺牲品。例如，一些印度媒体就注意到，虽然美国和印度一开始都表示不会参加今年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但美国在最后关头却“背信弃义”，仍派出官方代表团参会，这就使得印度成为少数缺席高峰论坛的大国。

值得注意的是，美印之间的战略预期差与战略信任问题并非不可调和。理论上说，在美印势力对比不发生逆转的情况下，只要美国纯粹支持印度而不求回报，或印度心甘情愿和日本、澳大利亚一样让渡部分主权成为美国的马前卒，那么就自然消除了对于战略预期和信任的不确定性。

然而，这两种情况在短期内发生的可能性都不太高：一方面，除非遇见紧急情况，历来奉行战略自主（strategic autonomy）的印度不会放下大国矜持而沦为他国附庸，成为尼赫鲁口中不屑一顾的“二流国家”；另一方面，自诩“交易高手”特朗普也自然不甘心做美国做单方面向印度让利的冤大头。由此可见，“印太自由开放”虽然理顺了美国南亚政策和其主要战略任务之间的关系，为美印深度协作做了一定的铺垫，但两国关系因此发生根本性改变的可能性不高。

【本文首发于《世界知识》2017年第23期，作者授权观察者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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