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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克疾:这是莫迪的时代,这是一个好时代吗
关键字: 莫迪印人党国大党志愿团印度教除了组织限制以外,意识形态也是印度教民族主义团体当时难获广泛政治支持的原因。虽然主张“印度教是印度社会跨越语言、民族、阶层、种姓的最大公约数”和“印度教大团结”,但是志愿团在社会割裂的背景下却难以得到响应:穆斯林、基督徒被归为“异类”,自然不会支持志愿团;贱民、中低种姓虽然在印度教范畴之内,却在经济社会条件上处于严重的不利地位,不愿支持保守的志愿团;各地民族虽然信奉印度教,但其族群认同远强于宗教,根本无需借重志愿团;甚至印度教中上层当时也更倾心于继承了殖民贵族衣钵的国大党,而不是带有极端色彩的志愿团。
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国大党颁布《曼德尔报告》,印人党和志愿团才迎来转机。国大党的这份报告旨在通过配额优惠、财政补贴等方式扶持包括贱民在内的“列表种姓”、包括部落民在内的“列表部落”和包括大量中低种姓“其他落后种姓”,以此巩固这些族群的票仓。但是,这却导致印度中产阶级和中上层种姓在考学、招工中遭遇了严重的“逆向歧视”,在失望之下,他们开始大规模转投主张取消优惠、平等竞争的印人党。与此同时,1990年以后频发的宗教骚乱和社群矛盾——包括拆毁巴布里清真寺而引发大规模暴乱的“摩罗回归运动”——也使得很多印度教信众转向从宗教特色鲜明的印人党和志愿团。
在这样的背景下,代表了中上层种姓的“婆罗门(Brahmin)”和中产阶级的“班尼亚(Baniya,小商贩)”就成了印人党依赖的基本盘。因为这些群体的文化保守和宗教传统倾向与志愿团的意识形态兼容,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志愿团在这些群体中新发展了大量支部、志愿者和干部,时至今日他们已经成为印人党和志愿团体系的核心力量。尽管志愿团掌握的政治能量不断积累,但是直到2013年志愿团才显露出明确的政治意图,宣布将开始主动利用其支部、志愿者和附属社会组织为印人党夺取全国政权服务。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志愿团第一次明确表示要把“个人-社会-国家”的个人修行,与“国家-社会-个人”的夺取政权结合起来,正式统一“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方针路线。
莫迪在2009年参加一次国民志愿团集会的场景
莫迪的“发展主义”与党团矛盾
既然“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双管齐下能够发挥最佳效果,那为什么志愿团直到2013年才最终明确宣布全面支持印人党?原因在于在此之前,印人党“夺取政权”的目标与志愿团“改造社会”的目标并非完美兼容。
例如,志愿团要取消“分裂社会”的种姓配额和少数族群优惠政策,但是迫于选票压力印人党必须对这些政策采取策略性支持;志愿团要新建印度教神庙,但是印人党为了不激怒其他族群大多采取模棱两可的平衡政策……一方面,如果志愿团贸然全面支持印人党,则会导致其内部分裂,尤其是那些忠于“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核心干部极有可能选择退出;另一方面,印人党如果贸然全面倒向志愿团,狭隘的印度教民族主义不但很难赢得选民的广泛支持,还有可能因其暴力和极端属性带来严重的负面效果。
此时,莫迪以“深化改革、发展经济”为论调的“发展主义”的出现,调和了印人党和志愿团之间的矛盾。莫迪的“发展主义”是强调增量的“做蛋糕”理论,而不是强调存量的“分蛋糕”理论,因此印人党的政策就可以绕过复杂的现存利益格局,也就避免了党团之间产生矛盾。例如,虽然志愿团在意识形态上强调“印度教社群大团结”,但并没有提出相应的经济和社会措施加以落实,但是莫迪却通过发展大型基础设施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真正践行了志愿团的普惠式理想——大河涨水小河满,无论婆罗门、中低种姓、少数民族还是贱民都可以在经济发展种分得一杯羹。
在这种情况下,印人党一方面利用志愿团提供的干部、志愿者、群众组织和支部,获得严密的组织和强大的意识形态战斗力,另一方面通过强调深化改革、发展经济带来的“绩效合法性”广泛吸引选民支持,扩大群众基础。莫迪在古吉拉特执担任首席部长期间,这种组织形态与发展主义相结合的做法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可能也是志愿团在大选之前的2013年决定公开支持印人党的原因。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莫迪凭借“发展主义”化解了党团之间的主要矛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党团之间能够全面消除分歧。近年来,随着印人党执政基础的扩大,印人党和志愿团两边已经出现了不少质疑和反对声。
例如,志愿团内的坚定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认为莫迪的政策对于穆斯林、基督徒、外国人过于软弱,如果莫迪继续实施这种“投降主义”,印人党将改旗易帜而“党不将党”;同时,印人党内也有人认为莫迪过于依赖志愿团,导致印人党背上了“极端主义”的黑锅,如果不与志愿团进行切割,封闭僵化的印人党将被选民抛弃。莫迪的发展主义也不可避免地触及了一些志愿团附属群众组织的利益,例如志愿团控制的工会(Bhalatiya Mazdoor Sangh)就成为了莫迪劳工改革政策最激烈的反对者。此外,一些宗教色彩浓重的地方联盟小党,也出现了脱离印人党的举动,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马哈拉施特拉邦的湿婆军。
当党内出现质疑和否定,一般印度政党因为组织松散、意识形态薄弱,往往不了了之,最后难逃分裂。但是印人党却体现出了很高的组织纪律性,在莫迪和志愿团首脑的推动下“整党”举动并不鲜见。例如,果阿邦的志愿团领导人就曾因为反对印人党对基督建设教堂的宽容政策而被志愿团开除。这虽然表明莫迪有能力根据核心意志执行党纪,但是这种举动无疑会伤害印人党赖以立业的核心意识形态集团。印人党执政过程中,如何在泛争取支持的同时,保持意识形态核心的战斗力和组织度,这是莫迪面临的一大挑战。
结论
正如北方邦选举所示,在严密的意识形态内核和强有力的“发展主义”叙事的共同作用下,莫迪领衔的印人党面对传统竞争对手已经取得了明显的优势。但是,莫迪能否凭借这一优势开启一个属于印人党的新时代,则既取决于他能否将“发展主义”落到实处,用绩效来维持和扩大支持面,也取决于能否保持其意识形态内核的组织度和先进性,以此落实改革举措和维持社会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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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首发于《世界知识》杂志2017年第8期,作者授权观察者网发布完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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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小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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