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工作原因，我经常和各式各样的印度人接洽。每当他们知道我的名字之后，总会很好奇地问我是不是特别崇拜印度总统穆克吉（Murkheje）。原来很多印度人喜欢借崇拜的神或人的名字来为自己命名，而我的名字（Mao Keji）发音听起来简直就是穆克吉的翻版，难怪印度人会认为我是这位印度总统的拥趸。最近，这位和我“缘分十足”的大人物来到了中国，倒勾起了我的一些兴趣来。

5月24日起，穆克吉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此访是继4月份印度国防部长马诺哈尔·帕里卡尔（Manohar Parrikar）、国家安全顾问阿基特・多瓦尔（Ajit Doval）访华、王毅与印外长苏什玛·斯瓦拉吉（Sushma Swaraj）莫斯科会晤之后，中印之间近期展开的又一次重量级活动。作为象征性国家元首的印度总统，一般而言，穆克吉对中国的访问符号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但是，作为印度政坛元老、多个部门的前实权部长，穆克吉来华意义却远超“符号象征”，可能会对中印双边交往产生深远的实际影响。

印度总统穆克吉

作为符号象征的印度总统

印度脱离英国的殖民统治后，大体上继承了英式的政治上层建筑，采取议会制民主（Parliamentary Democracy）作为其基本政治制度。虽然印度宪法规定，其联邦行政机构即中央政府由总统、副总统和以总理为首的部长会议组成，联邦行政权力由总统行使，总统根据部长会议的建议行事，部长会议协助总理并向其提供建议，但是宪法赋予总统的行政权实际上是以由总理为首的部长会议来行使的，总理才拥有最大的实权。

印度总理是政府首脑，由总统任命、由选民直选产生的人民院（相当于英国议会下院）中最有可能取得多数支持的人担任，通常是多数党或多数联盟的领导人。政府的一切重大决策都需要在总理的领导下做出，比如部长由总统根据总理建议任命、总理还有权随时提请总统罢免任何部长、甚至大规模改组政府。一方面，总理既有议会多数的支持，另一方面又可以号令部长会议和内阁，因此在整个政治体制中占据着核心地位。

尽管印度总统被宪法赋予了广泛的权力，但是印度的行政、立法、司法等方面的实际和主要权力分别被以总理为首的部长会议、议会两院和法院所控制。因此一般而言，印度总统和英国女皇一样，是不属于任何党派的国家符号，代表了国家权威和统一，只拥有一些象征性权力，例如任命高级行政官员、担任高校名誉校长等。印度总统职位由中央和地方议员组成的精英选举团间接选举产生，需要具有高度的象征性和非党派性，因此印度总统人选的核心要求便是能够彰显印度政治所追求的“精神愿景”——宗教包容、种姓平等、世俗爱国、男女平等。因此，比起总理这个被常常被政治家族和执政精英垄断的职位，总统的人选则显得更富有异质性和多元化，带有某种“设计感”。

因此，在历代总统之中，拥有“花式背景”的人物为数不少。比如，出身贱民但却官运亨通、飞黄腾达的第10届总统纳拉亚南拉曼·纳拉亚南（Raman Narayanan）；出身穆斯林但是终成功勋科学家的印度“导弹之父”、第11届总统阿卜杜尔·卡拉姆（Abdul Kalam）；印度第一位女性国家元首，但却由于酷爱公款旅游而备受非议的第12届总统普拉蒂巴·帕蒂尔（Pratibha Patil）等等。

普拉蒂巴·帕蒂尔多次被拍到在世界各地旅游，而不勤于参加公务活动，因此备受非议，风评较低

显而易见，这些“特色”印度总统象征性意味十足，代表了印度社会中不同社群的调和，这可以说是中央和地方议员组成的精英选举团刻意营造的结果；而如果让选民直接选举总统，在“多数人的暴政”之下，这种对“社群调和”和“容忍异端”就很难出现。

与众不同的穆克吉

毫无疑问，穆克吉凭借其近40年纵横政坛的经历，和他的几位前任比起来更具实操经验和执政抓手，虽然他的孟加拉人身份也带有了一丝“调和”的意味。他早在80年代就在国大党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政府时期担任工业发展部长、财政部长等要职；90年代又在纳拉辛哈·拉奥（Narasimha Rao）的“改革开放”政府中担任了印度国家计委负责人、商务部长、外交部长等核心职务；到了00年代，虽然他并没有被国大党提名为总理候选人，但是他却又担任了国防部长、外交部长、财政部长等职务。

可以说，穆克吉是“政坛常青树”——他周围的风云人物换了一茬又一茬，他却一直坚挺，最后当上国家元首；穆克吉是“部长收藏夹”——从内到外，从经济到军事，30多年来他几乎染指过所有重量级部长职务；此外，穆克吉还是“发展改革派”——他不仅因为倡导经济增长获得好评，还在拉奥发起的印度“改革开放”中冲锋在前，据说他还是邓小平的崇拜者，时常引用后者的治国理政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