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马戎】

中华文明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具有对异文化的超强包容力。它对“内”与“外”边界的理解，与对“华夏”和“蛮夷”概念的理解一样，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动态和辩证的。位于“核心地区”的中华文明由于在各领域的发展居于前列，所以不仅能够把交流中接触到的异文化转化为与中华文明彼此相容和互补的东西，而且使“边缘地区”群体产生文化“向心力”，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和学习中华文明。特别是草原上擅长骑射的北方部族，由于需要农业区的粮食、布匹和茶叶，经常周期性地凭借武力进入中原地区劫掠甚至占领部分地区。魏特夫称其为北方部族向中原社会的“渗透”过程。

在隋唐时期，北方部族（东突厥、沙陀）曾作为雇佣军介入中原政局，参与平定内乱，但是北方游牧部族的最大政治野心仍是“入主中原”。姚大力教授把北方部族对南方中原地区的劫掠和征服分为两大类：自十六国中的北族王朝至北魏及其继承王朝即五代时期的后唐、后晋、后周可视为“渗透型”政权；辽、金、元、清可视为“征服型”王朝。这些边疆部族一旦成为中原地区的统治者，必然在自身政治行政体制、文化模式、司法体系等方面做出重大调整，以适应对中原地区庞大人口和经济进行统治和管理的需要。

北魏孝文帝礼佛图  图自网络

为了取得统治中国的合法性并被中原士人民众所接受，这些异族统治集团都主动或被动地加强自身对中华文明的吸收，表现出对中原信仰“天道”的崇尚，努力以中华文明继承者自居，以“奉天承运”的名义重建中原皇朝，并为前朝修史，把自己的政权纳入中原皇朝的谱系。中国历史上出现的这些“入主中原”的边疆族群集团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中华文明，有些甚至变成中华文明的热心崇拜者，在管辖区域内进一步推动中华文明的传播。按照马克思的观点，“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

如何面对“蛮夷”“入主中原”建立的新王朝，中原知识分子的心态恰恰反映出中国人观念中“夷夏之辨”的真髓。罗志田教授认为：

“道高于治，即全中国的文化高于朝代的兴替。由此高度言夷夏之辨，主要看入主之异族是否采中华文化而定‘天下’是否已亡”。“ 对于那些生逢异族入主的第一代士人来说，道高于治且统必须续的观念乃是其可以出仕异族之朝而不致十分于心不安的最重要心理支持。（从这个角度看，同族易姓改号，文化未断，可不必仕，异族易姓改号，文化可能断，反必须仕。）后人或可认为这不过是掩饰其贪禄位之私欲（那样的人的确不少见），但平情而论，终不能排除有不少人真是为了卫道而出。治统已为异族所据，而道仍可卫可行，多少提示着这些人相当的文化自信”。

而且应当说，这些出仕“蛮夷皇朝”的中原士人在维护延续中华文化传统和“化夷为夏”方面是很有成效的。

关于入主中原的“蛮夷”统治者如何吸收中原文化，最著名的例子是北魏的孝文帝，他明令禁止鲜卑人穿胡服和在朝廷上讲鲜卑语，下令鲜卑人改汉姓，并率皇族和士族开通婚之例，推动鲜卑人与汉人通婚。“鲜卑人被迫用汉衣冠，说汉正音，生称洛阳人，死葬邙山上，日久汉化，是很自然的”。王桐龄在《中国民族史》中列出中国历史上非汉人建立政权时期的族际交融表104个，生动地展示这些建立政权体制的边疆异族统治集团讲汉语、改汉名、娶汉女、重用汉人官员的普遍程度。下面仅以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和满洲人建立的清朝为例来说明边疆部族“入主中原”后的政权体制与文化演变。

古画中的鲜卑人  图自网络

▍元代的体制承袭与文化变迁

蒙古人建立的元朝是我们分析边疆异族“入主中原”之后体制建设与文化变迁的重要案例。1227和1234年蒙古军队先后灭西夏和金，作为来自漠北草原而征服中原地区各政权（金、西夏、南宋、南诏等）的蒙古人政权，它不可避免地被打上“蒙古人”的族群特征与草原传统游牧文化的烙印，例如“一直存在分别以蒙制和汉制两种形式标志的用来表明本朝统治权力合法性的双重符号体系，包括蒙汉并行的国号、纪年形式、两种官方语言、两种即位仪式和祭祀仪式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