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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平:秦汉vs罗马,对称的开始,不对称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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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继的汉王朝从秦末战争中吸取了足够的教训,一方面“汉承秦制”,另一方面从开国之初就在政权中引入儒生。到了汉武帝,国力强盛时提出“独尊儒术”,开创了此后2000年的儒家政治传统。
所谓儒家,思想和行动的核心是“礼”。孔子尊奉的周朝教育体制要传授“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其中 “礼”排在第一位。刘邦建国,请来大儒叔孙通做顾问,叔孙通的第一件政务就是为新兴的汉朝廷确定礼仪,让追随刘邦建国的那些军功贵族按照礼仪参拜皇帝。到了唐宋以后,儒家官僚体系往往以六部作为中央官僚机构的核心,其中“礼部”按例排在第一,负责教育、选拔新的儒家官僚。
为何作为“形式”的礼能成为意识形态的核心呢?因为道德本身是无法操作的,必须体现为具体的操作流程才能落实。儒家利用祖先崇拜,从宗族开始提倡秩序和服从,进而确立一国之内的长幼尊卑,就是通过礼制来实现的。这一制度并不像法家那样推崇效率和奖惩,对违规行为也缺乏明确的约束,但在制度上确立了中央政府和皇帝的道德地位,要求全国的官僚、地主和农民都尊奉这个最高权威,而不仅仅因为畏惧刑罚而服从自己的上级。作为回报,各级统治者也会因此获得下属的尊敬和服从,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一部分。
当然,儒家并不能单独支撑一个大国。因为从包含亲情和血缘关系的宗族,到幅员几千里的大国,管理方式天差地别。先秦的儒生之所以发挥积极作用,是因为当时中国没有统一的国家和中央政府,只有上百个以军事宗族为核心的小诸侯国,而且统治机器仅限于城邦内的“国人”,并不覆盖大多数野人(农夫),所以能用共同的祖先崇拜弥合矛盾,用相对弹性的管理方式组织国家。等到铁器时代消灭了青铜贵族的血缘网,儒家传统的生存环境已经消逝了。
所以,儒家和法家思想必须相互配合,才能支撑新的帝国。法家建立一套严密的官僚体系,搜集资源,组织军队,惩罚违规者,震慑敌人;儒家宣传普世的道德,用礼仪制造行为惯性,让叛乱和分裂者承担道德压力,让底层的官僚和地主也因为自身利益支持最高统治者。
这样,儒家不善管理大型机构的问题被法家解决;法家政权因为太“硬”而“脆”的问题,被儒家的弹性和普世道德所弥补,即便某一层级的官僚企图反叛,接受儒家意识形态的下级也不会无条件地跟随。汉宣帝对此有精准的评价:“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即儒法并用才是管理大帝国的精髓。
纵观公元前后的中国,秦帝国代表铁器时代的新兴制度,消灭了青铜贵族制度的残余,但纯用法家,矫枉过正,又不像罗马那样有内海便利交通来维护大帝国,反而因为滥用民力(相当一部分用于修建交通设施)而迅速灭亡。
鉴于秦朝灭亡的教训,汉朝一方面继承了秦朝的法家官僚体系,另一方面在青铜贵族时代的遗骸上翻出了儒家思想,补齐了统一大帝国所需的“软件”,为之后2000年的中国确立了儒法国家的典范,为中国的大一统惯性提供了非常有效的制度案例。即便是汉族政权被赶到南方乃至消灭,少数民族军阀和汉族地主结合的北方帝国也会重新打造儒法国家,统一中国。
6 海洋和基督教
在大陆的另一端,罗马帝国因为内海而存活下来,没有像秦朝那样迅速覆亡。但到了三世纪以后,缺乏统一意识形态已经成了罗马帝国的核心问题。底层民众和地方精英对罗马政权的专横不满,而每个在体制内执掌军权的罗马权贵都有做皇帝的心思。就算是已经获取最高权力的罗马皇帝,也不想接受一个皇帝非正常死亡率过半的体制。从上到下,整个帝国都知道要有所改变。
君士坦丁代表帝国做出两个重大决定——迁都、接受基督教。
几百年来,在欧亚大陆的西部,罗马一直是超然于所有城市的超级城市,即便偶尔不是皇帝的居住地,也是文化中心和元老院驻地,以近百万人口傲视全地中海,是当之无愧的帝国核心。现在君士坦丁在黑海和地中海之间建立新都,还带上了元老院,等于把帝国的重心东迁。
如果仅看地中海的形状,貌似东迁意味着从地中海的中部偏西搬到了东北部边缘。但必须注意到,当时的大西洋航运可以忽略,地中海西部也没有可以深入陆地的河口。而东部不仅有黑海这个次级内海,还能通过多瑙河、顿河、第聂伯河、尼罗河和富庶的大河流域联系,从水运的角度来说,东地中海比西地中海更“海洋化”,更便于水运交流。
此外,君士坦丁堡处于海峡和准地峡的交叉点,是海路和陆路的四路交叉口,从任何一个方向上受到压力,都可以指望从其他三个方向获得支援,的确是一个地中海帝国最好的建都地点。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地中海的交通便利,维持帝国的存在。
但罗马和罗马皇帝的危机不能仅仅靠交通来解除。东方帝国靠儒家思想解决了国家机构太“脆”的问题,西方的帝国也需要统一意识形态,在法律之外给整个统治集团提供一个结合在一起的理由。
只是罗马帝国虽然内战频发,却没有秦汉交替那种颠覆性的变革机会,君士坦丁就算东迁,建立的也是“新罗马”。所以,罗马帝国未能从容地在传统意识形态中挑选一种合适的工具,给自己的体制赋予弹性,只能被动地接受基督教。
基督教的创立是犹太教内部矛盾导致的偶然事件,但基督教的传播与成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罗马帝国制造的发展空间。罗马帝国一方面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条件和语言环境,另一方面内战频发,制造了前所未有的贫富差距和阶层矛盾,整个帝国都急需超出地域和种族的意识形态来弥合矛盾,国家机器却完全无视这种需求,只会空泛地宣布皇帝是需要敬畏的神灵。所以,当罗马公民保罗把基督教带回首都之后,基督教的传播就一发不可收拾,最终迫使君士坦丁皇帝皈依基督教——他已经没有选择了。半世纪之后的狄奥多西皇帝宣布基督教是罗马帝国的官方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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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马密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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