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特朗普首个任期，糟糕的经济表现引发一系列地缘政治危机

本节谈谈美国这些经济增长数据对其内政的影响，特朗普重返白宫的原因，以及特朗普所面临的政治形势。从GDP总量和人均GDP角度分析美国经济趋势是很有启发性的——因为人均GDP与生活水平的关系比GDP总量更为密切。

因此，图4为大家呈现的是二战后美国人均GDP长期增长趋势。以能消除短期经济周期波动的20年移动平均线计算，70年以来美国GDP年均增速不断下降——从1953年的4.9%降至1969年的2.8%、2002年的2.4%，到2024年则仅为1.3%。最后一个数字非常低，实际上已濒临停滞。

如此缓慢的人均GDP增速必然会加剧美国的社会和政治不满与动荡。这种情况已然发生，在特朗普首个任期、拜登执政期间以及导致特朗普再次当选总统的过程中，美国的政治对抗愈发激烈——其表现包括美国两党之间的言语交锋愈发激烈、2021年1月6日特朗普的支持者暴力冲击国会、拜登退出2024年总统竞选、总统选举前特朗普受到刑事指控、特朗普赦免大量参与1月6日美国国会大厦骚乱的参与者、特朗普重返白宫后迅速关闭美国国际开发署等整个政府部门等等。

除非能够扭转美国当前缓慢的人均GDP增长态势，否则就不可能稳定美国的社会和政治紧张局势。这反过来会产生重大的地缘政治连锁反应，而这将会影响中国。

图4

1.3 特朗普赢得总统选举不是他表现有多好，全靠拜登衬托

更重要的是，要了解美国的社会和政治形势，就要看美国人均GDP增长是否只为提高美国老百姓生活水平创造了可能性。这是否真的发生取决于GDP增长如何分配。

数据显示，即便近期美国人均GDP有所缓慢增长，这些好处也没有惠及美国老百姓——这方面的统计数据很容易解释为什么民主党会输掉选举，以及为什么这是可以提前预见的。在拜登执政期间的截至2024年第三季度的最新工资数据显示，美国人均GDP增长10.9%，但扣除通胀调整后的实际工资比拜登/哈里斯上任时还要低（见图5）。也就是说，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美国工薪阶层在拜登任期内过得更糟了。

图5

事实表明，拜登政府将财富从工人（美国大部分人口））手中重新分配给了资本家。图6显示，在拜登执政期间，从2021年1月至2024年第3季度，标普500指数上涨55.7%，通货膨胀率为21.0%，但美国名义周薪中位数仅上涨20.4%。

也就是说，资本家在扣除了通胀调整后的收益大幅增加，而工薪阶层（美国大部分人口）的情况变得更糟，与此同时，那些能够靠资本收入生活的人（美国一小部分人口）情况变得更好。因此，美国的社会和政治紧张局势加剧也就不足为奇了。

因此，拜登执政期间的轨迹也表明，如果特朗普反过来不能提高美国生活水平，他可能会重蹈拜登覆辙。社会紧张局势将再次加剧，特朗普会变得不受欢迎。因此，有必要指出的是，特朗普在2月底的民意支持率为45%，是有史以来美国总统在任期间最低的，仅次于特朗普第一任期的42% —— 自二战以来美国总统在任期间第一季度后的历史平均支持率为61%。截至2月16日，反对特朗普的人比例为51%，已经高于持支持意见的45%。

图6

1.4 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在经济上遭遇失败

特朗普声称，他的第一个任期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如上文的数据所示，他的说法与事实完全相反。如图1的数据所示，特朗普第一个任期的GDP年均增速为1.8%，是二战后历任总统中最低的。

特朗普可能会声称这是由于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这确实是一个因素，但事实上，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内并没有大幅提高经济增速的记录。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内的经济缓慢增长（加上2020年5月乔治·弗洛伊德因种族主义谋杀而引发声势浩大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显然是他在2020年总统大选失败的重要因素。

因此，特朗普首个任期内以及拜登任期内美国经济增长极为缓慢的后果，印证了这种状况对社会和政治的破坏性影响，以及美国相当一部分人口生活水平下降。除非这一趋势能够逆转，美国经济增长加快，否则美国的社会政治局势将持续紧张，特朗普政府也将变得不受欢迎。因此，如果不了解这一实际情况，反而相信特朗普的自我吹嘘或专注于猜测他的主观意图，就会导致对美国内政形势的误读。

因此，无论是出于经济原因还是政治原因，特朗普执政期间的决定性问题在于其能否提高美国经济增速。分析实现这一目标所需的条件便构成了本系列其余文章的主题 。

1.5 美国GDP年均增速已经持续下降近60年

要初步评估提高美国经济增速的难易程度，以及由此带来的政治和地缘政治影响，就有必要将美国长期增长率考虑在内：这些增长率反映影响形势的重要因素，而这些因素有时会被纯粹的短期波动所掩盖。如图7所示，美国GDP年均增速已经持续下降近60年。以能消除短期经济周期波动影响的20年移动平均线计算，美国GDP年均增速从1969年的4.4%降至2024年的2.1%——下降幅度超过了一半。

显然，持续了近60年的经济放缓过程有着极其强大的根源。因此，只有特朗普解决这些问题，才能扭转美国经济持续大幅放缓。

图7

二、 提高美国经济增速需要什么条件？

2.1影响美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

要确定哪些政策是提高美国经济增速所必需的，就有必要分析美国经济结构变化与美国GDP增长率变化之间的潜在关系。表1呈现的是上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2007-2019年美国GDP构成要素与GDP增长率之间的关系。

从统计数据来看，为了避免短期经济波动造成的失真，最好考虑整个经济周期。但为避免“摘樱桃现象”，附录1呈现的是从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到2024年整个期间的这些相关性。该附录表明，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美国经济结构变化的相对重要性。

表1显现了一个清晰明了的模式。

表1

如果仅考虑短期（比如一年），美国GDP构成要素与其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属于中低水平，无论考虑的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也就是说，美国GDP特定构成要素占比上升与GDP增长加快或放缓之间的关联不大。以一年为周期，固定资本形成净额的最高相关性为0.53，属于中等水平。所有其他一年期的相关性，无论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都在极低的0.08到中低的0.47之间。

但是，随着时间跨度延长，相关性逐渐增强。从正相关性来看，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与GDP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是美国GDP构成要素中最高的。一年期的相关性为0.53，五年期时升至0.71，而在12年期时则高达0.85。就负相关性而言，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出口占GDP比重、进口占GDP比重和总消费占GDP比重的12年相关性都很高，介于0.77到0.85之间。

这样的数据模式表明，在短期内，没有任何单一GDP构成要素对美国GDP增长具有决定性影响。但从中长期来看，美国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与GDP增长率之间存在的正相关性极高。也就是说，美国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与GDP增长率之间存在正相关性。与此截然相反的是，美国消费占GDP比重与GDP增长率之间存在极强的负相关性。也就是说，美国消费占GDP比重越高，GDP增长就越慢。

就当前目的而言，没有必要论述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与GDP增长率之间的因果联系，即究竟是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决定GDP增长率，还是GDP增长率决定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亦或是其他因素同时决定这两者。但这种极为紧密的相关性所带来的结果是，若不提高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GDP比重，就不可能提高美国GDP增速。

因此，特朗普要想在提高美国中长期增速方面取得成效就别无选择，只能试图提高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占美国GDP比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