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1呈现的是2008-2021年净储蓄占中国GDP比重和GDP增长变化。为消除2020-2021年新冠疫情期间个别年份数据失真的影响，图11中数据均按照3年移动平均线计算。2008-2021年间，净储蓄占中国GDP比重从34.0%降至18.2%，降幅逾 15.8% 。如上文所指出的，资本形成占经济比重大幅下降，必然导致民间投资亦大幅下降。

图11

第三部分  是何种理论上的混乱导致部分媒体未能分析到民间投资增速下降的经济原因？

由于篇幅所限，在此将不对中国经济转向消费而非净资本形成的机制进行详细分析。就目前而言，只需要实事求是地指出，这种转变不可避免地对民间投资增长产生了极其负面的影响。事实上，原因非常简单——由于私企的目标是盈利和积累资本，如果资本形成占经济比重下降，那么私企投资增速就会下降。

但是，正如拙文《中国经济要提升，必须绕开美国踩过的“坑》所指出的，对消费在经济中的作用的误读，掩盖了这一极其明显的结论。这种误读掩盖了一个现实：消费占经济比重上升必然会导致资本形成占比下降，进而导致民间投资增速下降。

认为消费对GDP增长有贡献的西方“庸俗”经济学得出一些引起混淆的说法，比如“消费贡献了GDP增长的70%”。当然，即便现实是消费占经济比重正在上升，而储蓄占经济比重正在下降，那么这一事实可能对经济增长或民间投资增长没有影响。但是，这是一种经济谬论。正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严谨的西方经济学明确指出，消费是经济需求侧的一部分，而非供给侧的一部分。这是因为，根据定义，消费不是生产投入。由于消费并非生产投入，也非资本投入，消费对GDP增长和投资增长的贡献始终为零——可能70%的GDP增长用于消费，但对生产、储蓄、投资和经济供给侧的贡献为零。

但是，提高消费占经济比重的确会降低资本形成占经济比重。由于资本形成占经济比重和民间投资增长之间存在近乎完美的相关性，所以提高消费占经济比重必然会降低民间投资增速。

总之，西方“庸俗”经济学所主张的提高消费占经济比重，必然会导致民间投资增速下降。但令人遗憾的是，部分中国媒体却对这样的谬论深信不疑。

接下来将就这些问题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特色之间的关系，进行简略概述。为避免文章过于冗长，这些问题将在我的下一篇文章中进行更详细的论述。但是，关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关的若干关键的理论要点有必要先进行介绍。

事实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经济体制，帮助中国取得了人类史上主要国家中最快的经济增速与工资和生活水平增速，以及最大的减贫成就。同时，鉴于预期寿命是衡量整体生活条件的最佳指标，中国预期寿命远高于其人均GDP发展该有的水准，意味着中国的非直接经济因素（医疗保健、教育、污染控制等）也优于发展水平相似的其他国家。也就是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是历史上最成功的经济体制，而且实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总体目标，最大程度地践行了“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结构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1.国有企业占据主要地位——正如十八大三中全会公报所强调的，“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 [1]国有企业具备种种优势，其中之一是令中国抗危机的宏观经济能力远优于资本主义经济体，这反过来有助于解释中国的投资为何能更加高效地促进经济增长上。国有企业由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控制，这意味着即使储蓄/资本形成占经济比重有所下降，政府投资也可能继续大幅增加。这是第一个以经济措施控制投资的机制。

2.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有非国有企业，包括充满活力的私营企业。事实上，1978年以来的45年里，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中国私营企业增长速度是世界上最快的，远远快于任何资本主义经济。

西方批评者指出了一种“矛盾”：中国是马克思主义经济体系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却不仅有占据主导地位的国有企业，还有世界上发展最快的私营企业。但是，这一现象只是看似矛盾，实际上却并非如此。西方人无法理解这一现象，是因为他们不懂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不懂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毛泽东思想。

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认为，新的生产方式之所以取代旧的生产方式，因为它确保生产力更快发展。因此，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速度将于资本主义，经济增速快于任何资本主义经济体的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印证了这一点。但马克思非常清楚，生产社会化，即用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规模社会化生产取代中小型生产，并不是在所有经济行业都能以相同速度进行的均衡过程。在所有经济行业都被大规模社会化生产所主导之前，社会主义国家就已经存在了。

正如斯大林就此指出：

“如果可以公有化的不是一切生产资料，而仅仅是一部分生产资料，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有利条件又已经具备，那该怎么办呢？无产阶级是否应该夺取政权，在夺取政权以后是否必须立即消灭商品生产呢？

当然，不能把某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见当作答案，他们认为，在这样的条件下，应该拒绝夺取政权，应该等着资本主义使千百万中小生产者破产，把他们变为雇农，并使农业中的生产资料集中起来，只有在这以后，才可以提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把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化的问题。显然，马克思主义者是不能选择这样的‘出路’的……

也不能把另一种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见当作答案，他们认为，也许应该夺取政权，并且剥夺农村的中小生产者，把他们的生产资料公有化。马克思主义者也不能走这条荒谬和犯罪的道路，因为这样的道路会断送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任何可能性，会把农民长久地抛到无产阶级的敌人的阵营里去。”[2]

马克思并不认为，引入社会主义，所有行业都应一步到位地从资本阶级手中转移到国有部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符合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分析：“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3]”——文字里的“一步一步”显然意味着，并不是所有行业都要像1929年后的苏联经济制度那样，一步到位地收归国有。因此，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其国有部门占主导地位；但也不同于1929年后的苏联经济制度，后者将包括极小生产单位在内的几乎整个经济行业全部收归国有。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符合马克思主义发展观。

因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既有占据主导地位的国有企业，也有私有企业（以及其他非国有形式的所有制）。只要了解这一点，就会明白决定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这两种经济部门的发展条件是不同的。本文开头对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资本形成之间不同相关性的分析，已经印证了这一点。除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外，必要时国有企业还可以受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直接领导。在这一点上，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政策直接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