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对中国的影响

这些得到美国一揽子刺激计划充分印证的理论问题同样适用于中国，并有助于探讨中国自身的刺激计划。

首先，就经济周期节点而言，2023年初中国经济形势与美国推出刺激计划时的形势有很大不同。疫情前的2019年第四季度，中国GDP增长6.0%。但在前三年，中国GDP年均增长6.4%，在前五年则为6.6%。简而言之，当疫情袭击中国时，中国经济增速明显低于其趋势增速，而当疫情袭击美国时，美国经济增速明显高于其趋势增速。此外，疫情爆发三年来，中国经济增长进一步大幅放缓——2020-2022年GDP年均增长率仅为4.3%。总之，在2023年推出任何刺激计划之前，中国前一时期的增速明显低于其趋势增速。

此外，在疫情期间，中国经济GDP构成变化也与美国完全不同。笔者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年度汇总数据计算，2020-2022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3.4%，零售总额增长7.9%。尽管从总体的消费中，中国的“零售”相对于美国的数据是一个相对更加狭窄的范畴，但由于零售占消费比重足够大，足以表明疫情期间中国固定投资增速快于消费增速，这与同期的美国模式正好相反。

疫情期间，中国依然保持了相当程度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图片来源：ICphoto)

此外，美国通胀高企，但中国通胀率较低，加上中国消费者物价指数自2022年10月以来实际上一直在下降，这与中国经济增速低于其趋势增速相一致——这表明中国并未面临实质性的通胀压力，也存在闲置产能。

因此，进入2023年，中国经济所面临的经济周期节点与推出新冠疫情刺激计划时的美国几乎完全相反。

当疫情袭击美国时，美国推出着眼于需求侧——消费的一揽子刺激计划，当时美国经济增速明显高于其趋势增速。如有所述，结果是可以预料的。需求大幅增长，净固定投资——资本供给则并未增长，导致美国陷入高通胀和低增长的局面。

疫情袭击中国时，中国经济增速低于其趋势增速，其固定投资（固定资本供给）增速高于零售总额增速。增速快于美国的中国完全躲过了美国所面临的通胀浪潮。2022年12月，中国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增长 1.8%，当年的通胀率峰值2.8%，同期美国数据则分别为6.5%和9.1%。

因此，美国和中国的这些变化都符合经济理论。它们还决定了两国出台经济刺激计划所面临的不同形势。很明显，在短期内，中国有足够的经济空间推出包含大幅提振消费（仅需求侧）的刺激计划，而不可能引发严重通胀。

事实上，出于经济和政治原因，刺激消费是必要的。从政治上讲，与之前的增长率相比，疫情期间的消费增长率相对较低，这意味着消费短期快速增长将有助于人民从过去三年的牺牲中恢复过来——这三年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但也牺牲了生活水平；在经济上，消费行业增长速度慢于比其历史增长速度，给它们带来了负面压力。因此，刺激消费将大大有助于消费行业产出增长。

刺激消费对于旨在取得相对快速成果的刺激计划也特别合适——因为一般而言，面向消费者的行业的短期生产增速可能快于资本品行业，因为面向消费者的行业资本密集程度一般来说低于投资行业。因此，产出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增长的同时不需要付出投资行业经常需要的极高的资本支出。

关于消费刺激的形式，正如在中国已经广泛讨论的那样，应该旨在最大限度地限制家庭增加他们选择存起来的资金，鼓励他们及时把钱花出去。这样的举措包括降价、有时间限制的资助补贴、必须在特定日期前使用的消费券等一些措施。中国各地区已经出台一些此类方案。虽然这些手段不可能100%防止此类资金流向储蓄，但依据理论和笔者的个人经验，大部分此类刺激消费不会流向储蓄。

2023年春节期间，北京故宫游人如织（图片来源：ICphoto）

当然，笔者没有在中国这样规模的经济体推行经济刺激政策的个人经验，但我在超大型城市伦敦的经历也许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在2000-2008年期间，笔者曾负责制定和推行英国伦敦的经济政策。由于拥有极高的生产力水平，伦敦的经济规模超过大多数欧洲国家，是欧洲唯一一个与美国人均GDP水平相当的城市。

笔者在在伦敦施行刺激的政策和如今中国各地区出台多种举措很相似——通过营销、降价、优惠券和其他措施刺激短期消费。2003年，由于受到美国入侵伊拉克的影响，伦敦遭受了极其严重的外部经济冲击。和新冠疫情一样，这是一次外部冲击，而不是由于经济周期中的正常经济过程造成的。

伦敦是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城市之一，尤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也是商业和旅游目的地的首选，这些都构成了伦敦经济的一大部分。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对恐怖主义或军事袭击的恐惧导致国际和国内游陷入崩溃。在这场战争的影响下，伦敦酒店客房日价下降70-80%，而那些因为品牌原因拒绝降价的酒店，住客数量下降70-80%。由于担心恐怖袭击，国内游客的访问量也有所下降。这给伦敦经济带来了严重的下行压力。

国际大都市伦敦（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战争期间，伦敦并没有推出应对这场危机的任何刺激计划，因为如果人们认为自己可能会被杀害，价格或营销激励措施都不足以带动人们前往旅游景点。但是，当战争结束时，刺激计划已经提前准备好了。这一情况一发生，伦敦市政府就推出了针对消费者的刺激计划，与今年年初中国一些地区和城市推出的计划基本相似。

这包括两个要素。首先，由市政府资助的一场大型营销活动开始，在该市推广旅游景点、餐馆、展览馆等；其次，在一个相互关联的举措中，政府推出了补贴，允许游客景点、餐馆、展览馆等临时降价。在伦敦，鼓励参与此项活动的私营部门公司提供临时降价，市政府也会向此类公司提供补贴，以使降价幅度更大。

这项针对消费者的计划取得圆满成功。国际和国内游客数量都迅速回升，促进了该市的经济复苏。虽然这些刺激措施中的一部分完全有可能流向储蓄，但总体而言，很明显，大部分用于消费，整个短期计划是成功的。因此，出于理论原因和实践经验，笔者强烈支持在适当的经济环境下推出针对消费者的一揽子刺激计划。

但正如上文分析所示，任何此类消费刺激措施，即纯粹针对需求的刺激措施，都不会自动增加供给。因此，除非在经济深陷萧条情况下（这时会存在大量未使用的产能，但中国目前还不是这样）纯粹的消费（需求侧）刺激才能导致大量闲置的资本投入使用，而只有包含固定投资增长的供给侧增长才能支撑起中长期的生产/GDP增长。因此，要判断任何刺激计划的战略效果，不仅需要不断评估对需求和消费的短期影响，还需要看它是否在增加投资。

尽管此类短期消费刺激计划在经济周期的适当阶段（如中国目前所处的阶段）可能取得成功，但要将这些计划与经济战略相结合，就同时需要考虑基本的中长期经济增长问题。

首先，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此类针对消费者的计划是在支出发生时及时调整而达到目的的——比如，通过价格和/或广告激励来实现目的，激励消费者当下消费，而不是延迟时间支出。尽管经验表明，就中长期而言，这可能会产生重大的短期影响，但如果没有其他变化，支出仍将受到收入的限制。

消费刺激可能会随着时间改变支出发生时间点，在某些情况下，这对经济非常有利，但它本身无法改变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的总体支出。长期支出是由收入决定的。如果其他一切都保持不变，短期内高于正常水平的支出将伴随其后低于正常水平的支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只有收入的增加才能带动消费长期稳定增长。收入长期增长取决于经济增长和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