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罗思义】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期对“共同富裕”一词的论述，引起中国国内外各界人士的大讨论。当然，共同富裕的目标并不局限于纯粹的经济目标，它的目标要广泛得多，包括确保改善中国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社会凝聚力和促进政治稳定，进而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发挥基础性作用。

共同富裕政策在中国国内受到广泛欢迎。不过，讨论主要集中在共同富裕政策所带来的社会和政治影响上。但同样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明白，从发展经济角度来看，共同富裕政策也是正确的。事实上，共同富裕是分析1978年后中国发展时期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之间相互关系的一种极为有力和独创的方式——更广义地说，这是一种关乎社会主义发展的议题。

而批评共同富裕政策的美国人士诸如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以及附和他们观点的某些中国人，均被中国和美国发展事实打脸。他们的观点不仅不符合事实，而且也与经济学理论相违背——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套用“西方经济理论”的框架也是如此。

出于以下几个原因，我们评估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因为乔治·索罗斯等人在中国境外批评共同富裕政策，他们认为这种政策“在经济上具有破坏性”，“中国不应采取任何行动消除社会不平等”。这种观点是美国对华“新冷战”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这些批评共同富裕政策的言论，得到了一些中国问题专家的附和；

其次，尽管共同富裕的目标不仅仅是经济目标，但它当然必须符合经济逻辑——损害经济的政策不可能长期持续；

第三，一个较次要但具有重要经济意义的问题是，所谓“共同富裕政策在经济上具有破坏性”的说法，不过是试图阻止外国投资流入中国。尽管这些的企图注定会落空，但驳斥这样的说法也很有必要。

因此，本文旨在分析如下相互关联的问题：

（1）共同富裕与长期经济发展基本问题之间的联系；

（2） 1978年起中国经济结构发生的变化所催生的不平等问题有望被共同富裕政策解决；

（3）论述共同富裕政策中亟需解决的问题与反对这一政策的观点中所蕴含的理论和事实错误——将特别以美国的情况来进行比较；

（4）索罗斯和其他一些美国人为何要运用错误的观点抨击共同富裕政策，以劝阻外国企业不要在华投资的动机。

是谁在对共同富裕政策说三道四？

对共同富裕政策最尖锐的批评声音来自美国，尤其是以亿万富翁乔治·索罗斯为首。索罗斯发表在《华尔街日报》上的一篇文章，抨击了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企业——贝莱德在中国设立投资基金的决定。他特别指出，共同富裕政策会对外国在华投资者造成经济损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期提出的‘共同富裕’计划，旨在通过将富人的财富分配给普通民众来减少不平等。这对外国投资者来说不是好兆头……现在向中国投入数十亿美元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这可能会让贝莱德的客户蒙受损失，更重要的是，会损害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的国家安全利益。”

乔治·索罗斯（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看重索罗斯论点的人首先应记得，虽然他在资本主义国家顺风顺水，但他在共产党领导或曾经领导的国家的投资记录堪称灾难。比如，在俄罗斯亲西方势力的建议下，索罗斯参与了俄罗斯国有电信企业Svyazinvest的私有化竞标，结果损失惨重。笔者对此知之甚深，是因为当时笔者被投标者的一个潜在竞争对手聘请来评估这项私有化竞标——我得出结论，基于纯粹的经济/商业评估来看，这项投资得不偿失，甚至可能损失惨重。但索罗斯混淆了政治和经济，继续参与了亲美势力的竞标，结果造成了数亿美元的损失。索罗斯后来称，这是他做出的最糟糕的投资决定。

美国攻击共同富裕政策的声音，得到中国内部少数边缘人物如张维迎的附和。张维迎认为，若中国失去对市场经济的信念，引入越来越多的政府干预，恐将走向“共同贫穷”。提高工薪阶层收入的最好办法是让企业家活动更自由，市场竞争更激烈，索罗斯和张维迎对共同富裕政策的攻击完全违背经济发展事实与经济理论——两者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

理论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问题

要从经济角度认识共同富裕政策的正确性和惊人的独创性，以及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连续性，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个基本问题——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马克思明确指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正如他在《共产党宣言》中更为精确地指出：“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文字里的“一步一步”显示，在马克思的设想中，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政治权力将由工人阶级掌握，公有制和私有制将在一段时间内同时存在。这显然构成中国当前的政治和经济结构。

这种结构对收入和不平等有着明显的影响。由于不仅存在国有财产，而且也存在私有资本，因此，资产阶级从私有资本中获得地收益也将同时存在。马克思基于此得出的一个必然推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和国有部门建立后的一段时期内，资产阶级财产收入将仍然存在。这直接催生了需要推动共同富裕才能解决的不平等问题。马克思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分析与社会主义发展过渡时期的影响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从财产性收入转向劳动性收入，显然是提高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生活品质的必由之路，而马克思构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是众所周知的。最能体现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晚期作品之一《哥达纲领批判》，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长期性指出：“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的了，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马克思随后陈述了其著名的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目标公式——“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但马克思也表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在这一阶段，应按劳分配，而非简单的按需分配。正如他指出：

“所以，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他所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

显然，这里通行的就是调节商品交换（就它是等价的交换而言）的同一原则……至于消费资料在各个生产者中间的分配，那么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也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劳动可以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

注意，马克思在这里写的是“等价交换”。因此，这适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个体生产者之间的分配。马克思指出，只有经过长时间的过渡时期，才会实现按需分配取代按劳分配的最终目标。正如下文所示，这反过来又与我我们所讨论的共同富裕问题直接相关。

马克思指出：“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