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2 各GDP增长来源对1992-2014年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图3 各GDP增长来源对1992-2014年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供给侧”增长来源

因此，有必要对经济的供给侧的不同因素的重要性作个总结：

1. 拉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是直接反映国内和国际劳动分工细化的中间产品；

2. 第二重要的生产因素是资本投资，在索洛模型中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60%；

3. 第三重要的因素是劳动力投入，在索洛模型中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30%，但当一个经济体变得更为发达时，劳动力质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于劳动力数量；

4. TFP的重要性居末，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10%。

不应神话个人创业

中国有些声音仍然认为“供给经济学”的观点是错误的，认为创新创业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以上数据对经济增长的分析清楚地表明，否定供给因素，而单纯注重个人创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有限。

创新创业能部分性发挥作用拉动经济增长，但其不是通过中间产品、资本和劳动力数量来创造增长，即其仅能发挥类似于TFP的部分作用。但如上文所述，TFP提高对经济整体增长的贡献率较小，对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贡献率均仅为10%。

此外，TFP对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贡献率并不高于对发展中经济体经济体，但个人创业一般是前者高于后者。退一步说，即使假设个人创业是发达经济体的TFP全部（虽然这个假设很不合理，因为技术、生产规模、研发和其他因素才是TFP的关键原因），个人创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仅相当于劳动力投入的三分之一、资本投资的六分之一。

因此，试图在提高TFP的基础上创造经济增长，就如试图驾驶只有一个小齿轮的机器向前开，而不是试图换一个更大的齿轮（资本投资或者甚至劳动力投入）向前行。这样的战略，显然难以取得成功。

结论：不要误读了供给侧

最后，有必要按递减顺序，再次总结一下供给因素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中间产品、资本投资、劳动力投入与TFP（个人创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甚至不及TFP）。显而易见，“供给侧”将主要关注但不限于如下几点：

1. 因为经济增长最大的来源是中间产品，中国在国内应尽力创造条件以利用劳动分工的优势。中国经济规模日益扩大，通过扩大国内市场规模与配套设施发展，可以提高劳动分工效率。但国内市场的有效运转与国内劳动分工，需要大规模的物质基础。

比如，提高劳动分工效率的关键因素——中国的运输系统，与美国相比仍然非常落后。中国的人均公路里程仅相当于美国的16%，人均铁路总里程则约相当于美国的7%。中国的物流体系相比美国也仍然非常落后。同样，对提高劳动分工效率的不可缺少的通信系统而言，中国互联网用户比例仅相当于美国的一半多。因此，诸如“互联网+”等重要规划，不仅对生产系统升级非常重要，而且也对提高国内劳动分工效率非常重要。

2. 就国际劳动分工而言，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已大幅降低了贸易占中国经济比重。中国货物和服务业的出口总额占GDP比重从2007年的35%下降至2014年的23%，同期进口比重则从27%降至19%。2015年的贸易数据继续呈下降趋势。总的来看，中国比以前较少利用国际劳动分工。

如果要纯粹利用劳动分工保持增长优势，最有力的方式是通过人民币贬值刺激出口，与此同时刺激进口的最有效方式是提高GDP增长。除了汇率因素外，其他贸易刺激等措施也应考虑在内。因此，这些可以平衡贸易考量。

3. 因为固定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中国必须维持较高的固定投资水平，但投资需要等额的储蓄。自2009年以来，中国储蓄占经济比重呈下降趋势，即资本供给占经济比重呈下降趋势，这导致中国利率呈上升趋势，且显著高于美国，给中国经济带来负面影响。要恢复中国储蓄率，首先要提高企业盈利能力。因此，维持高水平的固定投资水平，应成为中国经济政策首要任务。

4. 不同于劳动力数量，当一国经济越发达，劳动力质量的重要性呈上升趋势。鉴于此，中国应继续增加教育和培训投入占经济比重。

5. 研发是间接投入生产的重要例子，对创新至关重要。因此，中国应继续增加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这对供给侧改革非常重要。

6. 虽然帮助个人创业也有用，但如上文所述的原因，个人创业对经济增长不能发挥的发挥多大的作用。

各经济体经济增长的供给要素分析表明，宣称供给经济学的精神实质是“小政府，大市场”、信仰“自由竞争和企业家精神”的舆论是完全错误的。他们不过是把“新自由主义”改头换面换了另一种说法而已，因为“新自由主义”已臭名昭著，现在很少有人敢公开提这种说法。

要纠正供给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就有必要重温习近平近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部署经济工作、制定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都要牢牢坚持这个根本立场。”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适用于其他经济领域的生产过程。用马克思术语来说，对经济增长最重要的供给因素是“劳动社会化”；用亚当·斯密的术语来说，则是“劳动分工”。就当前而言，用哪一种说法并不重要，因为两者均反映了同样的过程。当一国经济越发达，最重要的供给因素（中间产品、全球化、固定投资上升、劳动力质量改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就越大，它们本身都是劳动分工/劳动社会化的体现。

中国一些媒体近期强调供给因素对经济的影响，从而跳离了根据误读的西方教科书中“凯恩斯主义”对经济的分析，我对此持欢迎态度。如果这种引起歧义的西方教科书，经过改头换面成为另一种形式的“新自由主义”，那才是真正荒谬的地方。事实上对统计数据的分析，无论依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当代经济学，对什么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供给因素这个问题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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