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情势之下，我先于1991年加入中华社民党，再于1993年加入新党，寻找那个能够力挽狂澜并在未来领导中国统一的“刘邦”。只可惜这两党领导人都有致命缺点：朱高正见林不见树、夸夸而言；赵少康、王建煊等则是见树不见林、短视近利。

尤其最令人失望的是，当时的“新国民党连线”从国民党出走创建“新党”，但在李登辉与独派势力联手打压宣传为“外省人政党”之后，居然连“中国”二字都不敢挂上。“政治金童”赵少康在代表新党参选1994年首任民选台北市长之初，更决定连“统”这个字都不能提，妄图只以市政议题赢得选举。

赵少康

但我没有选择，在李登辉与独派紧迫的台独时间表下，我只能“借腐生新”，期待找机会将新党改造为捍卫“中华民国”的中流砥柱。

终于等到1994年9月初在选举仅剩2~3个月时，赵少康的台北市长选情已经濒临崩盘了，支持度还不足15%，他甚至被自己最会美式选举操作的核心竞选幕僚团队抛弃时，我决定出手了。

藉着一位在社民党认识的老朋友李承龙之协助，我创设了一个地下电台“新思维电台”，以“向台湾共和国宣战”为号召，并提出“维持现状、迈向统合”作为国家目标。结果在短短两个星期内就掀起了一股“捍卫中华民国”的民粹狂潮，与十万人上街头游行的空前纪录，力压当时最会搞街头运动的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陈水扁。

虽然最后的选举结果，因赵少康核心竞选幕僚团队的重新回归掌权并再度犯下致命错误而落败。但这一股“捍卫中华民国”的“民粹”狂潮，不久即从台北市扩散到全台湾，最终在1996年时使新党突破15%的得票率，这些投票者也成为日后蓝营的核心群众——“捍卫中华民国”的临界质量已然建立起来了。

各位40岁以上的台湾人应当都记得，在1995年元旦升旗典礼时，当时“总统府”前整个广场塞满一片黄澄澄的新党群众与旗帜。我还记得当时电视新闻与报纸上最有名的一幅景象是：镜头前李登辉脸色铁青地向“国旗”行注目礼，但他背后却是满满一片超过十万人的“捍卫中华民国”的黄潮。

我相信，在那一刻，李登辉就已经明白：他不可能推翻“中华民国”了，他也永远不可能成为“台湾共和国”的“国父”了！

“中华民国”已错过领导统一的历史契机！

1992~1996年，不但是“中华民国”，恐怕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危险的一段时期。

如果当时李登辉推翻“中华民国体制”、建立了“台湾共和国”，则两岸将立即兵戎相见。当时两岸的军力相当，将演变成一场旷日费时的消耗战，两岸经济会同遭重创。

如此，不仅大陆在邓小平南巡后坚持“改革开放”的大战略将被迫中断，中国大陆也将丧失未来20年高速发展的战略机遇期，那么实现中国梦恐怕将遥遥无期。

根据当时台湾“宪法学”泰斗胡佛教授的推断：如果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大战略能持续下去，则按照未来的经济成长率来估算，中国大陆将在2020年左右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那么中国梦的实现就不远了。

胡佛教授

与此同时，如果台湾能彻底解决“台独”问题，并真正建立一套孙中山等无数革命前辈曾畅想过的优质民主“宪政”体制，而非所谓的“美式民主”，则将来才有可能为中华民族政治制度的发展，为两岸“和平统一”时的政治制度建设做出贡献。

因此，20多年前我在新党所掀起的那一股“捍卫中华民国”的狂潮，不仅仅是一个“反台独”的民粹操作，其背后更有深层的民族发展大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