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9年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后，这已是第11次国会大选。在伊朗政坛上，国会主要的角色为立法、批准年度预算与国际条约等事宜，虽说其在外交事务上的发言权有限，更多是聚焦在经济和内政议题上，但因其能反应一定民意，故而被视作2021年总统大选的前哨战。然而民间却不怎么关注此次选举，一来是人民对政坛上的温和与保守两派皆不寄予厚望，二来是此次选前的政治介入，似乎早就注定结果为何，那么投与不投，似乎差别不大。

在温和派阵营内，总统鲁哈尼屡屡受挫，其在过去主张与西方改善关系，并签署了2015年的伊朗核协议（JCPOA），以弃核换取美国放松经济制裁，可谓冒着被保守派政变的风险求取出路；然而特朗普回报鲁哈尼的方式也特别有创意，那就是在上任后宣布美国单边退出核协议，且回马一枪，加重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力道，直把后者逼到石油零出口的境地。

过去伊朗应对国际制裁，尚有石油、走私与观光三大支柱可依仗；然而石油这根主心骨一倒，经济的疲软便再也隐藏不住，直接塌陷在地——全国通膨率升到了33.5%，经济则整体缩水9%；更糟的是，还引发了冲天民怨。制裁开始后，鲁哈尼每月都要面对数百起大小不等的反政府运动，最严重的便是2019年11月的反油价调涨示威，当时骚乱蔓延全国21大城，导致军队镇压下，造成数百名示威者身亡。

而相比温和派在经济治理上不得人心，保守派也好不到哪去。一般而言，伊朗保守派多不主张与西方交好，更反对核协议等国际条约，认为这是西方诓骗伊朗的阴谋。结果特朗普上任后的急转弯，意外证明保守派的事前预估准确，刚好为其赢得不少选民青睐；加上伊朗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Qasem Soleimani）今年1月被美国炸死，而其向来是保守派代表，国内的悲愤情绪自然也对选情有所助力。

伊朗国会选举投票 图自美联社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同为保守派代言人的革命卫队（IRGC）在今年1月误击乌克兰航空客机，导致多名伊朗公民罹难；再加上去年11月的示威镇压，也有其手笔在其中，新仇旧恨加在一起，总有一批民众誓言要跟保守派不共戴天。然而此次保守派似乎势在必得，几番考虑下，其决定从选制上下手。

早在大选登场前，由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控制的监护委员会（Guardian Council）便“大开杀戒”，取消数千名温和派候选人中近半数的选举资格，其中更包括90名在职议员，形同用制度让温和派强制出局。上述举措虽有效，却着实难看，令不少民众大呼心寒，加上多数人其实心里有数，不论这次胜选的是保守或温和，只要美国不松手，伊朗经济别说乍然回春了，只怕还要继续恶化。

面对网络上排山倒海的不投票声浪，伊朗政府也看在眼里，而这便是其决心隐瞒疫情的原因之一。从伊朗政府的逻辑来看，眼下多数民众已对选举不抱希望；倘若又在此时公布疫情，只怕会吓退更多支持者，使其不敢出门排队投票。但偏偏选举的投票率又关乎政权合法性，故为让民众少一个不出门的理由，两派政治人物便在选前统一口径——谴责“渲染”疫情者。

因此即便民间已在2月初流传库姆有确诊案例的消息，政府却总是矢口否认，且中央官员还屡出奇言，例如宣称这些谣言都是“要让伊朗恐慌”的西方阴谋；其他包括“不用封城，封城早就是一战前处理疟疾的老方法了”、“患者不必前往医院，在家休息喝水补充维生素就行”、“欢迎大家继续来库姆朝圣，库姆永远为大家开放”等。

在此气氛下，伊朗顺利于2月11日举办了革命胜利日游行；但政府同时也宣布限制医疗物资出口，一股山雨欲来的气氛正在酝酿。终于在选前倒数两天的2月19日，伊朗政府突宣布库姆省出现两起确诊病例，且两人都已死亡，其传染源未知，但还是向民众保证“排队投票的感染风险很低”、“请大家一定要来投票”。结果这次投票率还是创新低，只有42%。但民情的反噬却正要开始发酵。

制裁下的人心与医疗内伤

2月21日选举结束后，政府公布的确诊数据火速飞升，伴随而来的，还有各种防疫措施，例如宣布停办接下来一星期的音乐会、体育竞赛与所有文化活动，要求疫情严重省份的高中、大学、高等教育机构停课，取消德黑兰在内的疫情肆虐区的清真寺周五聚礼、禁止咖啡馆与水烟店使用共享烟嘴等。然而肇发之地库姆却仍继续开放朝圣，政府唯要求其需限制朝圣人数，倒是隔壁的沙特惊惶不已，已宣布取消今年的麦加朝觐。

由上述处置方式可知，伊朗政府并没有“硬核封城”的打算，而其主要顾忌，还是国内严峻的经济处境。自打美伊交恶以来，伊朗已经历长达41年的经济制裁，即便食物、药品和医疗器械等人道用品皆在豁免之列，但在国际氛围的风声鹤唳下，许多欧洲银行与公司担心会受美国二次制裁，故而不敢与伊朗交易人道用品；伊朗的药物虽多可由国内生产，但许多进口原料仍是供不应求。

于是这导致了两种情况，一是伊朗境内出现了假药，二是伊朗的医疗体系因物资缺乏而日渐脆弱，伊朗人也因此养成小病不医的习惯——休息几天能好的，就不必去药房买药；能去买药吃好的，就不必去医院。此次应对疫情，伊朗的检测试剂不足、口罩也完全不够，更不用提医疗设备的左支右绌，制裁的力道于此展露无疑。

伊朗爆发新冠疫情，2月23日民众戴着口罩走在德黑兰闹市区。图自美联社

截至2月28日日，伊朗确诊数已达338人，库姆、德黑兰、吉兰、马赞德拉等处疫情最重，累计死亡人数已有34人，疫情致死率约10%。不过考虑到政府封锁消息及医疗设备等因素，这一数据也不一定准确，一来伊朗人轻症通常不就医，二来试剂不足根本无法因应检疫需求，故其真实感染人数应远大于338人。伊朗政府眼下虽有防堵之意，但仍是维稳优先，因为伊朗既没有封城停摆这种经济本钱，也没有收纳涌向医院的民众的医疗底子，只能在不断信心喊话的同时，将各种医疗资源省着点用，优先治疗重症患者。

然而民众的怒火难以平息。目前，伊朗抱怨政府抗疫的网络舆论大约有三类，一是谴责政府隐瞒疫情，导致如今一发不可收拾；二是抱怨政府明知自己医疗物资缺货，此前却还捐了300万个口罩给中国，结果现在自己不够用；三是希望神权政体的核心高官们都能染上新冠肺炎，好一次终结所有伊朗人的苦难。第三种声音当然是少数，但随着日前伊朗卫生部副部长和副总统确诊、前驻梵大使病逝，此派支持者也在自己的小天地内一片欢腾。

此次疫情，可谓对国家治理的一次突袭考试。伊朗在宗教实践与维稳思维下，首先错失了预警时间，也缺乏良好的监控追踪系统，导致疫情向中东扩散；但当其开始应对后，又碰上美国制裁紧咬不放的困境，实在力不从心，疲于奔命间，显得气喘吁吁、面色苍白。在付出高成本代价后，疫情总会平息，但因官僚主义、经济困局、治理困境而逐渐背离的民心，或许才是伊朗政府永远逃避不了的那场大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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